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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电邮

为了找一篇文章，把以前用过的两个163邮箱翻了个底朝天，很自然地打开了一些尘封许久的电邮。

某些往昔蜂拥而至，像是翻开一本许久不曾翻开的书，跌出一片悠悠然的干叶来。

“尘封”？干叶？在网络的时代，这种表达已经多么不合时宜，多么不搭调。

初中的时候，第一次听到“以吻封缄”（Sealed With A Kiss）四个字，心中不禁泛起涟漪——那是多么美丽的吻，又是多么美丽的缄啊！

可今天，我们无缄可封。

纵然没有美丽的吻，也不是多么美丽的缄，旧电邮里仍然保留了不少鲜活的记忆。

高中的Lois Lee师姐，在我读大一、她读大二的时候突然重新通过电邮联络上，那一年，她的阴历生日与我的阳历生日撞在了一起。

Moonwalk，我认识的第一个网友，因为同月同日生，我们的关系从线上发展到线下，至今有电邮来往。

牛吃草，在人大“文坛”异常活跃，激扬文字，粪土一切。他常常发文章来跟我分享，虽然我疏于回应。

2003的暑假，SARS初歇，只身赴山东实习，那段日子和几位好朋友密集分享实习的点滴，如今，点滴在电邮。

此外，当然还有许许多多暧昧的、stupid的、肉麻的“电”邮。（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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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突然的危险

开始的时候我们醉心于从SARS本身出发去解释恐慌及恐怖流言的产生与扩散，在“不确定性”上着墨颇多。然而随着人们对SARS的认识的逐渐深入，大家发现仅着眼于SARS本身并不能圆满地解释恐慌。由而本文试着把思考的焦点从SARS本身移开，而从传媒、管理部门及其他突发事件入手来窥视这场SARS危机中人们的反应。

信息的轰炸

SARS是一场“突然的危险”。对于北京来说，有广东、香港做前车之鉴，SARS似乎不能说成是“突如其来的灾难”。但是对许许多多升斗小民来说，它又的确让人觉得太突然。原因在于SARS全面登陆北京之前大家都忽视了它，政府和媒体开始是误导视听（在对SARS知之甚少的情况下妄下断言说SARS可防可治不碍事），后来又一度闭目塞听（传言中央政府对广东报告的疫情不以为意，总之是有一段时间媒体上都回避了SARS），最后透明视听（公开疫情，每天播报）。所以在某种程度上，突然的不是SARS，而是其中政府和媒体的转变。从三缄其口、瞒之为上，到政府公布疫情、媒体密集轰炸，政府和媒体在这场抗疫斗争中扮演的角色极其值得注意，以至于我们探讨人们恐惧的原因时也有理由把思考的焦点对准它们。因为正如专家指出，流感和车祸的死亡率都远远高于SARS，光从SARS自身的性质未必能解释清楚人们的超常恐惧。

政府的管理者们开始的时候之所以隐瞒疫情，大约是预感到透明度的增加会导致恐惧的增加，乃至社会不安定的增加，这用心不无良善，也不无道理。这一番大众的恐惧与混乱的直接原因，可能就是媒体轰炸的结果――媒体夸大（或者说扩大）了SARS这个“突然的危险”带来的恐慌。但是更深层的原因则是大众和管理者一样，还不适应一个开放的社会，不适应信息轰炸。而信息轰炸在开放社会中几乎是必然的。

这里我们自然要问，政府不公开疫情人们就不恐慌了吗？答案是人们当然还会恐慌，流言和猜测（不能说是谣言）通过手机短信和网络可以轻而易举地传播，从而扩大SARS恐慌。但是恐慌和恐慌会不同，信息透明下的恐慌相比瞒之为上情形下的恐慌，是有序的，而且显然是更真实的。有序而真实的恐慌比无序且带有“水分”的恐慌似乎会持续得更长久、为害也更深入。――并不是说透明的恐慌比隐瞒的恐慌总是更持久更有害，但这一次的经验确是这样的，其可能正是信息“突然”公开而人们尚未适应的缘故。

这是针对普通民众来说的，不适应“信息轰炸”，在得到透明的信息的时候，也加剧了恐慌。

校园统一行动

再以人大为例说下在校大学生所面对的“突然的危险”。

对当代大学生来说，SARS不仅是“突然”的，还是“前所未有”的――且不独是没遇到过SARS这样的灾难，就是别的灾难也少有经历过。同学W是我们当中比较平静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的经历相对丰富，而且经历过死亡和伤痛等人生苦难。

SARS这个“突然的危险”四散、弥漫的时候，人民大学的学生异常恐慌，从高达六成的离校率来看，恐慌的程度可谓非同小可了。回想当日，人大的同学们不仅仅是遭遇了突然的“信息轰炸”，还有突然的“关爱”。四月中旬的某个周末，学校突然大张旗鼓地开展防疫运动。校园的每个角落都张贴了防SARS宣传画，内容包括SARS的简介、预防和应对方法等。学院里的老师耳提面命地关照同学们要注意这个注意那个，并陆续发了香皂、体温计、口罩以至特制的中药等防疫药具。同学之间开始集中地谈论与SARS有关的话题，一起收看电视上的SARS资讯，纷纷打电话回家商量对策。整个学校的气氛在校方采取统一行动之后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谈论恐慌对个人也许有纾缓紧张情绪的功能，但是对群体来说它却是传播并扩大恐慌的方式。而相比之下，全校统一行动为害更显著些――它是突然的，一声令下，连预热都省了，而且它还是大规模的，这和信息轰炸有相通的地方。

学校统一行动、同学们集中谈论，恐慌很快地扩张了。某些极端的行为（回家、逃离北京）动摇了“军心”，而且还作为一个危险信号进一步加剧了紧张的气氛。在是否离校这个问题上，让同学们各自考虑和由他们讨论决定，得出的结论会很不同。在各自考虑的情形下，做出离校决定的可能性为小，集体讨论离校的可能性会大一些。统一行动使“风险转移”了，也就是发生了“集体极化”现象――集体中的人更容易被怂恿、更容易保留自己的真正想法，这时只要有小部分人坚决地主张离校，大家便会附和。而且集体统一行动的话，免受处罚的把握很大――所谓法不责众。当然也有集体决定留下的可能（也的确有的宿舍全体同学相约患难与共），但是这个集体留下的决定是很脆弱的，比如某个同学的家人会要求他离校，比如某个同学的好朋友打算回去，他就可能受到很大的影响。而且离开是稳定的，留下是不确定的（封校之前），随着局势的变化，恐惧可能会再加剧，留下的同学还会改变主意。

回到父母身边是安全的，这实际上是经不起推敲的想法。但是它在同学之中又颇流行，这说明有的同学欠缺冷静和坚韧；父母在身边恐惧就减轻一些，不在身边则连安全感都成了问题，这反映大学生们人格（或能力）上还不够独立。

跳楼事件

人大的“跳楼事件”也是个“突然”的因素。虽然事后证实“跳楼”和SARS无关，但是同学们还是因此而变得惶惶然起来。女生M那天早餐的时候惊慌失措地跑过来告诉笔者她刚路过现场，太可怕了，她要回家。而此前她似乎比笔者要淡定得多，笔者有感冒症状心中惶恐，还得到她的安慰。然而跳楼事件令她草木皆兵，下定决心要离校。

透明信息的轰炸、学校统一行动、跳楼之类突发事件。可以说诸多“突然”因素扩大了人们的恐慌。只有当民众适应了开放社会的信息轰炸、当“统一”行动未雨绸缪循序渐进、当个人变得独立而冷静的时候，恐慌才不会有如此强大的扩张能力。封校后人大平静的事实（即使是后来出现了病例）就是证明。

“突然”之下必有不适，不适未必导致恐慌――当这种不适意味着危险的时候，人们就恐慌了。所以本文说SARS是突然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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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也夫：“非典”期间断想

专家说：流感和车祸的死亡率都远远高于“非典”。本文作者也觉得光从“非典”自身的性质未必能解释清楚人们的超常恐惧。他觉得这恐惧和媒体关于“非典”的“ 轰炸”，包括每日新增患者数字的通报，关系甚大。身为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在沙斯肆虐期间如何安身立命？以下是他和读者分享他的观点。

作者简历：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50年生于北京。1968年―1977年在北大荒务农、教书。1978年春考进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1982年获得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哲学硕士。1986年获得美国丹佛大学社会学系硕士。

自我素描：不整衣冠，不参加规则不公正的游戏。以争辩为快事。少时练中长跑，年近五十患冬泳症，自行车动物，且是中国大陆反对发展私家车的代表人物。

回想起来那是4月8日，我在为本科生讲的“怎么写论文”的课上分析同学们的论文选题。当时就夸奖了一位同学的选题，现在看来我在触角敏锐上与这同学的差距比当时估计的还要大。他想要分析两种媒体――报纸与网络，在报道和评论“非典”（非典型肺炎，沙斯SARS）上的差别。我在夸奖这选题后建议：你已经追踪了一段，太好了，继续你的追踪和对比，直到这一事件平息。

回想这一选题以及其他一些出色的选题，不由得便想起了老友薛涌曾经和我谈起过他的导师，耶鲁大学的第一“名嘴”史景迁（Spence）。

史先生是汉学家，口才绝佳，课堂每每爆满，学期最后一堂课讲毕，必是全场起立爆发长时间的掌声。史先生最愿意为本科生讲课，他说本科生聪明。我的“怎么写论文”为本科生讲了三轮，始信斯言不虚。

恐惧来自何处？

准确地说，孩子们不是聪明，是敏锐。一上研究生，功利心与时俱进，原初的触角就结了茧，到了我辈这把年龄就更不待言了。本科生的选题给了我很多启示，也是他们最早推动我关注“非典”。

“非典”在北京全面登陆后，媒体最愿意与学者讨论的问题是：大家何以这样恐惧。专家说了：流感和车祸的死亡率都远远高于“非典”。我也是觉得光从“非典” 自身的性质未必能解释清楚人们的超常恐惧。我觉得这恐惧和媒体关于“非典”的“轰炸”，包括每日新增患者数字的通报，关系甚大。

我们的某些管理者大约也正是预感到透明度的增加会导致恐惧的增加，乃至社会不安定的增加，从而隐瞒了真情。那动机未必不是良善的：本官了解全面的情况后处置就是了，大家知道了只能添乱，添恐惧。

促使中国公开疫情的四个理由

那么为什么最高层最终惩处了隐瞒，选择了公开？我以为道理有四。

其一，纸包不住火，事态真的严重了，如果缺乏透明度，必然传言四起（我不想用谣言），大家同样会恐惧，社会同样会混乱。一句话，以隐瞒换秩序，其实做不到。

其二，大家知道了实情，比少数人知道实情，在应对上要好一些（我不认为绝对好，否则就没有道理之三与之四了）。

其三，知情权的问题。中国人对当事人的知情权还不够重视，例证之一就是家属通常是向癌症患者隐瞒病情的。但是当对象是大众的时候情况稍有变化，就是知情权的要求越来越强烈，我们几乎正处在门坎上，管理者将越来越拗不过这股权利的呼声。

其四，国际上的压力。这一次国际上的压力既来自理念与价值观的差距，又来自人家自身实际利益的考虑，因为已经全球化了，更因为那东西是传染的，不纯然是自家事。这一番大众的恐惧与混乱（例证之一就是北京一些大学生逃离北京。我班上14名女生，离校10名，离京3名，还有一名事前就在外地）的直接原因，我以为是媒体轰炸的结果。但是更深层的原因是大众和管理者一样，还不适应一个开放的社会，不适应信息轰炸。而信息轰炸在开放社会中几乎是必然的。那未必是最佳状态，甚至可以说肯定不是最佳状态，但却是开放社会之必然，媒体要竞争的，要赚钱的，他们不会考虑宏观上的最佳的那个“度”。换句话说，哪里又有最佳呢？一小撮人的计划何尝带来过最佳？看来我们今后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媒体的轰炸之下，克服大众的恐惧，保持社会的秩序。

如何获得？我以为要靠专家出面，靠知识传播，给大家一种依托，一种根据。我们现在已经在这样做了，不可能不这样做。只是来得稍慢了一点。只要社会一直开放下去，专家肯定会跟上突发事件的节奏。

某家电视台在采访我时坚持问我：我们的管理者在这次事件中的进步是什么？我说：鄙人性格偏执，更不会夸耀父母官。但话说回来，看问题全面中允，对父母官称颂备至，有意思吗？说到管理者的进步，我就想起了古罗马的演说家西塞罗的那句名言：愿意的人历史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历史牵着走。其实，当下我们的父母官的很多举措都挺正确，都是进步，只是还有点被历史牵着走的劲头。早点被历史领着走，不是皆大欢喜吗？

因为2001年我的两个硕士生一同拿到了美国大学的全额奖学金，系里的副书记非叫我作一个硕士生班的班主任。我说做不来事务工作，她说那些事情不要你做，你点拨点拨就行。所以我一趟学生宿舍都没去过。非典来了还是没去过，因为不知道去了有什么用，即使没有坏作用也想不出有什么积极作用。但是身为动嘴的人，话总要说两句的。

我给了这班学生三点告诫。一，多喝水，多睡觉，各宿舍都不要熬夜。二，搞一点户外锻炼。平时有锻炼的人要尽量坚持，平时不锻炼的要开始户外的适当锻炼。重点还是第三：平时大家要打工挣钱，现在打不成了；平时要上很多不感兴趣的课，现在不用上了；平时最没有时间干是读自己感兴趣的书；好了，现在可以结结实实、死心塌地地读一读自己感兴趣的书，这是何等过瘾，又是何等难得的事情啊。每个人都把自己在校图书馆的额度用完，以防图书馆封闭（这是猜测与防备，可不是造谣），到时大家好交换。

我自己的日子怎么过呢？其实我几年来已日趋闭门索居，拒绝多一半的饭局，不备手机，停了呼机，只是读书、教书，稍稍写一点书。少出门已成为我的习惯。

但“非典”期我的不同寻常的行为是游泳照旧，在我住区附近的一个游泳馆，几乎每天一次。

“灯下黑”变成“安全岛”

有些朋友得知，劝我别冒风险。我说：上个星期，游泳馆最多的一天来了10人，最少的一天2人，常常是我一个人在池子里游，这还要害怕？我也成了有家庭游泳馆的富人了。

有意思的不是一个侏儒游泳，而是这种怪异的现象。似乎最不能干的事情，因为人人都以为不能干，偏僻成了安全的，可以干的事情。可能这就是“灯下黑”，就是“非典”的“死角”，或曰“安全岛”。世间大约没有事情是无死角的，端赖我们去发现。

再一点启示就作少数派挺不赖的，即使就功利而论，虽然当今社会肯定是多数人的行为更功利。

那一日从电视上看北京市宣传部长的新闻发布会。记者问到北京“封城”的说法。部长说：绝无此事，这种说法是别有用心。我觉得说辞的分寸稍嫌过分。如果抓到了某人在特殊时刻造谣惑众的证据，应该绳之以法，以立足法律的惩罚来警示社会。反之，如果没有证据只是猜想，又是将别人的动机往最坏处猜想，说出来在公众面前会显得草率，有欠宽容，不够大度，不如不说。

具体到“非典”时期社会上的一些不当的说法，我觉得，就性质而论叫传闻比谣言更恰当，就动机而论说胡乱猜测比别有用心更靠谱。

实际上，这传闻的演化过程完全在我们的想像范围之内：一个巨大的未知（比如本市多少人是“非典”患者）高悬在众人头上，头脑活跃的人都会程度不同地猜想和解答这一未知，这是人的本性；与此同时，每个人又往往只看到一个局部，于是大家的猜想便很像盲人摸象，处于“非典”高发率的小区的人会推论本市有5000 患者，处于平安的区域可能会推论患者为50；一方面是耸人听闻的信息容易传播（还是人的天性问题），另一方面如果趋势看涨这种说法就风助火传；一个人说估计患者5000人，到了另一个人嘴里就会说听说患者达到5000人，再到第三人嘴里就会说听知情人说患者达到5000人。

这其中未必有别有用心者，未必有故意造谣者，拥有的是“民间口头文学家”和津津有味的听众。更稳妥地说，没有造谣者，这过程也可能发生，因为人性中有夸张和好奇的一面。

从另一个角度考虑，造谣者的目的是什么呢？也可能我天性幼稚，认不清社会与人心之复杂。但下面的道理应该是稳妥的：猜想别人的动机尽管猜想，或许也有必要，但是前贤告诫的“谨于言而慎于行”是管理者应该记取的。何况传闻的产生，其实是和前一段的信息不畅通密切相关的。“大象”公诸于世了，摸象的侃爷们还有开侃的空间吗？

能否利用“非典”移风易俗是对今人素质的考验

“非典”这台大戏演到这会儿，一个话题变得越来越热：“非典”能不能给我们社会带来一点好东西，比如建立不吐痰的习惯，分餐的习惯，等等。其实“非典”只是一个契机，能否利用这个契机移风易俗，是对今人素质的考验。

具体说，一桩事同一桩事不一样，有些或许可能改良，有些较难，有些则很难。分餐、吐痰、身体距离，好像正是难易程度不等的三个典型。当然容易只是相对而言，说到根本移风易俗都是难事。朋友分餐相对应该比较容易，因为人们越来越珍惜自己的身体，且分餐的习惯有点西洋景，时下是西方的月亮圆啊。

身体距离在“非典”期间有最大的改观。

“非典”一来，人们不由分说就自觉拉开了距离――在公共车上，在商店里，在马路上，比比皆是。有人会说这是因为人少了，其实不尽然。在非“非典”期我也上过比较空荡的公共车，照样有人不往空档走，非要与你保持10公分以内的距离，甚至会接触你。在顾客稀少的银行里，你在柜台前，有人会坦然走过一米线，看你敲密码，帮你点钱。我觉得“非典”过后，身体零距离的行为方式一定复辟。

换句话说，三者中，这事最不起眼，改变却可能最难。原因在于：我们过去没有身体距离的概念是因为漠视人的独立性和尊严，在“非典”期我们拉开了距离是因为嫌别人脏怕染上疾病，全然不是尊重别人。当人们不再担心疾病的时候，公共场合就又会趋向“零距离”。杜绝吐痰的难度应该居中，比分餐难，比适当身体距离易。为什么比后者难？我觉得因为两个原因。其一，大家越来越明白别人吐痰对自己的间接的威胁挺大，对吐痰的行径会越来越反感乃至侧目。一旦彼长此消，吐痰者会感到社会压力的。其二，这是最容易实行惩罚的行为。我们社会实行某种惩罚还是轻车熟路的。提高修养要比遵守纪律费时费力。恰当的身体距离属于修养范畴。而抑制吐痰更像遵守纪律，当然守纪律的前提是惩罚的广泛存在。

加分是最好的奖励？

从网上获悉，“非典”期间台湾医院中临阵逃脱者甚多。和平医院21人递辞呈，占该院医护人员的16％。高雄长庚医院128人辞职，占该院人员的8％。各医院实习的1300名实习生纷纷退出医院。与此构成对比的是我们报纸上每天大版面的医务人员光荣榜。我相信台湾医务人员中恪守医德者也不在少数。

我的疑问是我们的临阵逃脱者有多少？进一步的疑问是：究竟是我们医护人员的职业道德大大高于台湾，还是我们新闻曝光的程度低于台湾？还是二者兼有，乃至其他的答案。总之，同种同文的两地同胞在非常时期的这种对比，非常令我好奇。

从某个媒体看到这样的议论：医务人员在“非典”期间的牺牲和贡献太大了，他们参加高考的子女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应该为这些子女加一些分数。我不知最终这建议是否实行。我知道的是这建议引起了我的长考。怎么说呢，建议还未当真，就长考起来了，不是有病吗？是有病，一种魔症病，像棋手看见了较有深度的棋局就要推算，乃至于离开了棋局心思还执迷于此。

我最初的想法是：这建议是有道理的，医护人员的家庭付出太大了，而高考的意义对家庭也太大了。反省自己最初的想法，大约与建议者同样处在对医护人员的钦佩与感激之情当中。当情绪平复，诉诸理性后，想法有异。不是不同意了，而是觉得这事情挺复杂，须三思后行。

首先想到的是加分的学生好不好判定。是只给“非典”一线的医护人员，还是包括为一线服务的各类后勤人员？是以生命危险作标准呢，还是以全天候离家工作为标准？在“非典”一线战斗多长时间可享受这种待遇？不想到这些是不行的，那将使一桩好事变味。因为任何一种奖励和待遇都会引来“搭便车者”。

接着又想到，一个良好的制度不应该厚此薄彼。以后遇到类似情况，就都要“加分”了，比如父母去战场，去抗洪前线，等等。再后又想到，父母在“非典”一线的中考生似乎比高考生更应该“加分”，因为他们年龄更小，受父母“缺席”的影响更大。最后还有一个难题，加多少分？思前想后，觉得我自己像一个多谋无断的、低劣的棋手，我拿不出一个结论来。当然这也就等于说，我认为还不能确认那步棋，还要继续长考，更多人的长考，人大委员们的长考。因为这不是一件小事。

医疗是神圣的工作，我们的社会应该对医护人员的牺牲和付出给与补偿。教育同样是神圣的领地。补贴分数是远比发送津贴更重大的、需要慎重对待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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