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突然的危险
开始的时候我们醉心于从SARS本身出发去解释恐慌及恐怖流言的产生与扩散，在“不确定性”上着墨颇多。然而随着人们对SARS的认识的逐渐深入，大家发现仅着眼于SARS本身并不能圆满地解释恐慌。由而本文试着把思考的焦点从SARS本身移开，而从传媒、管理部门及其他突发事件入手来窥视这场SARS危机中人们的反应。
信息的轰炸
SARS是一场“突然的危险”。 对于北京来说，有广东、香港做前车之鉴，SARS似乎不能说成是“突如其来的灾难”。但是对许许多多升斗小民来说，它又的确让人觉得太突然。原因在于SARS全面登陆北京之前大家都忽视了它，政府和媒体开始是误导视听（在对SARS知之甚少的情况下妄下断言说SARS可防可治不碍事），后来又一度闭目塞听（传言中央政府对广东报告的疫情不以为意，总之是有一段时间媒体上都回避了SARS），最后透明视听（公开疫情，每天播报）。所以在某种程度上，突然的不是SARS，而是其中政府和媒体的转变。从三缄其口、瞒之为上，到政府公布疫情、媒体密集轰炸，政府和媒体在这场抗疫斗争中扮演的角色极其值得注意，以至于我们探讨人们恐惧的原因时也有理由把思考的焦点对准它们。因为正如专家指出，流感和车祸的死亡率都远远高于SARS，光从SARS自身的性质未必能解释清楚人们的超常恐惧。
政府的管理者们开始的时候之所以隐瞒疫情，大约是预感到透明度的增加会导致恐惧的增加，乃至社会不安定的增加，这用心不无良善，也不无道理。这一番大众的恐惧与混乱的直接原因，可能就是媒体轰炸的结果――媒体夸大（或者说扩大）了SARS这个“突然的危险”带来的恐慌。但是更深层的原因则是大众和管理者一样，还不适应一个开放的社会，不适应信息轰炸。而信息轰炸在开放社会中几乎是必然的。
这里我们自然要问，政府不公开疫情人们就不恐慌了吗？答案是人们当然还会恐慌，流言和猜测（不能说是谣言）通过手机短信和网络可以轻而易举地传播，从而扩大SARS恐慌。但是恐慌和恐慌会不同，信息透明下的恐慌相比瞒之为上情形下的恐慌，是有序的，而且显然是更真实的。有序而真实的恐慌比无序且带有“水分”的恐慌似乎会持续得更长久、为害也更深入。――并不是说透明的恐慌比隐瞒的恐慌总是更持久更有害，但这一次的经验确是这样的，其可能正是信息“突然”公开而人们尚未适应的缘故。
这是针对普通民众来说的，不适应“信息轰炸”，在得到透明的信息的时候，也加剧了恐慌。
校园统一行动
再以人大为例说下在校大学生所面对的“突然的危险”。
对当代大学生来说，SARS不仅是“突然”的，还是“前所未有”的――且不独是没遇到过SARS这样的灾难，就是别的灾难也少有经历过。同学W是我们当中比较平静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的经历相对丰富，而且经历过死亡和伤痛等人生苦难。
SARS这个“突然的危险”四散、弥漫的时候，人民大学的学生异常恐慌，从高达六成的离校率来看，恐慌的程度可谓非同小可了。回想当日，人大的同学们不仅仅是遭遇了突然的“信息轰炸”，还有突然的“关爱”。四月中旬的某个周末，学校突然大张旗鼓地开展防疫运动。校园的每个角落都张贴了防SARS宣传画，内容包括SARS的简介、预防和应对方法等。学院里的老师耳提面命地关照同学们要注意这个注意那个，并陆续发了香皂、体温计、口罩以至特制的中药等防疫药具。同学之间开始集中地谈论与SARS有关的话题，一起收看电视上的SARS资讯，纷纷打电话回家商量对策。整个学校的气氛在校方采取统一行动之后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谈论恐慌对个人也许有纾缓紧张情绪的功能，但是对群体来说它却是传播并扩大恐慌的方式。而相比之下，全校统一行动为害更显著些――它是突然的，一声令下，连预热都省了，而且它还是大规模的，这和信息轰炸有相通的地方。
学校统一行动、同学们集中谈论，恐慌很快地扩张了。某些极端的行为（回家、逃离北京）动摇了“军心”，而且还作为一个危险信号进一步加剧了紧张的气氛。在是否离校这个问题上，让同学们各自考虑和由他们讨论决定，得出的结论会很不同。在各自考虑的情形下，做出离校决定的可能性为小，集体讨论离校的可能性会大一些。统一行动使“风险转移”了，也就是发生了“集体极化”现象――集体中的人更容易被怂恿、更容易保留自己的真正想法，这时只要有小部分人坚决地主张离校，大家便会附和。而且集体统一行动的话，免受处罚的把握很大――所谓法不责众。当然也有集体决定留下的可能（也的确有的宿舍全体同学相约患难与共），但是这个集体留下的决定是很脆弱的，比如某个同学的家人会要求他离校，比如某个同学的好朋友打算回去，他就可能受到很大的影响。而且离开是稳定的，留下是不确定的（封校之前），随着局势的变化，恐惧可能会再加剧，留下的同学还会改变主意。
回到父母身边是安全的，这实际上是经不起推敲的想法。但是它在同学之中又颇流行，这说明有的同学欠缺冷静和坚韧；父母在身边恐惧就减轻一些，不在身边则连安全感都成了问题，这反映大学生们人格（或能力）上还不够独立。
跳楼事件
人大的“跳楼事件”也是个“突然”的因素。虽然事后证实“跳楼”和SARS无关，但是同学们还是因此而变得惶惶然起来。女生M那天早餐的时候惊慌失措地跑过来告诉笔者她刚路过现场，太可怕了，她要回家。而此前她似乎比笔者要淡定得多，笔者有感冒症状心中惶恐，还得到她的安慰。然而跳楼事件令她草木皆兵，下定决心要离校。
透明信息的轰炸、学校统一行动、跳楼之类突发事件。可以说诸多“突然”因素扩大了人们的恐慌。只有当民众适应了开放社会的信息轰炸、当“统一”行动未雨绸缪循序渐进、当个人变得独立而冷静的时候，恐慌才不会有如此强大的扩张能力。封校后人大平静的事实（即使是后来出现了病例）就是证明。
“突然”之下必有不适，不适未必导致恐慌――当这种不适意味着危险的时候，人们就恐慌了。所以本文说SARS是突然的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