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便版”未必不如“现场版”。比如说前晚看到的《两只狗的生活意见》现场版，就不如上周在电脑屏幕上断断续续看完的《我和我和他和他》来得震撼。
倒不是说《两只狗》不好，只是说它的好不如我的预期——我希望他更离奇一些、更煽情一些、以及更鞭辟入里一些。它对城市化、理性化的讽刺与反思，实在可以做得更到位些。
没有能力拿孟京辉的话剧横向与别的流派做比较，在话剧的领地上，我只是陌生的闯入者。让我慢慢来吧。
孟京辉导演的话剧号称“实验话剧”。“实验话剧”这面大旗，不是别人硬塞给孟京辉的，相反，是孟大导演自己一心、一力擎起来的。“80年代末，国内一些人开始实践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当时话剧界的牟森提出‘新戏剧’的叫法，而孟京辉认为实验是这种戏剧形式的精髓，因此他便在各种场合大谈‘实验话剧’的概念，最终，‘实验话剧’这个词终于被大家慢慢接受，成了一个先锋、前卫的概念，也成了日后孟京辉从事话剧实践的标志。”（王大鸣，“孟京辉和他的实验话剧”，1999年10月18日，《深圳特区报》）
实验就是反传统。传统的、主流的话剧是实验话剧的假想敌。“实验”在成为一面张扬的大旗之前，有时被视为一块遮羞布——或者说得体面一点，叫“挡箭牌”。他们不断在舞台上尝试新鲜、夸张、荒腔走板、离经叛道的表达方式（有时候又叫做“思考并表达”的方式），所有的“创意”都假实验之名而取得了自圆其说的基点。比如在演出铃响后由导演慢悠悠地念《观看演出须知》十几遍，比如演出过程中突然定格3分钟，诸如此类。导演与演员的合谋建构无疑有能力摆布、灌输与愚弄观众，但前提是观众必须能够明白舞台上的语言才行。在台上台下，是演员和观众共同创造某种体验。“实验话剧”是在历经许多失败以后才明白要寻找恰当的方式与观众交流的道理并做出妥协的。当然，“实验话剧”无论如何不至于回到传统的戏路上去。
对孟京辉来说，选择实验的路子，是独辟蹊径，甚至是“绝处逢生”。据孟京辉介绍，实验话剧在审美方面有三个强烈的要素，“一是反讽式的滑稽模仿”，“把生活中那些尴尬的片刻硬给拉到舞台上来，彻底地展现给观众看，在别人的戏中这种时刻只有一次或几次，但在我的戏中，整部戏都是这样的”；“二是非情节”，实验话剧不追求像通常的戏剧电影那样有情节、有冲突，当然便不用去解释某一情节的必然性——反冲突、反情节是对现代固有语言与美学方式的颠覆；第三是音乐，“在我的话剧中，音乐变成了一种触角，从我的舞台中延伸出去”。（“绝处逢生——关于实验戏剧的访谈”，访问者苗野，受访者孟京辉，1999年11月3日《中国青年报》）
从《两只狗的生活意见》来看，孟京辉依然延续了上述审美风格。只不过反讽囿于医疗、住房与娱乐诸种非敏感领域。而我的想法是：要么触及政治，要么触及人心，否则就不够过瘾。非情节是很显然的，那么多风牛马的场景揉合到一起，不是靠情节的联系与高潮起伏，只是靠“妈妈的一封信”，此外还有音乐。音乐是推波助澜的，也是画龙点睛的。这出话剧很“摇滚”。除了摇滚，还有点“相声”。旺财的表演者刘晓晔曾经就教于郭德纲，剧中秀了一把报菜名，的确像那么回事。
这次孟京辉采用了“集体即兴创作”的方式，在小话剧里揉入摇滚与相声的元素。在演后谈里，观众提议改变结局，让一只狗死去，孟京辉也认为值得考虑。我那时突然想，是不是可以学学自由软件，创出一个“开源”的话剧模式呢？
↑ 演后谈，孟京辉与刘晓晔。陈明昊演后身体不适未出席。
↑ 孟京辉与刘晓晔的签名。缺陈明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