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郑也夫的城市社会学课堂
1999年至2001年郑也夫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为研究生开“城市社会学’选修课。他概括其课程的风格：授课偏重理论，但是指导学生作经验性文章。证据就是他的《城市社会学》和《都市的角落》两本书。其中《城市社会学》是课堂演讲实录，《都市的角落》是学生习作。
《城市社会学》是教材，是授课讲义，更是讲演稿——由而它是学术性的，理论性的，重点却在于它的口语风格和给读者带来的强烈的“现场感”——阅读该书犹如走进课堂亲聆教导，依山傍水循讲者思路行进。杂而博的社会学理论在讲者举重若轻的解说中深入浅出地显出脉络，说是偏重理论，现实事例却一点也没有被忽略，那么多平常却鲜为常人注意的现象，被他的理论一一洞察。如该书的封底文字所述，“阅读本书，仿佛在茶艺馆中听他聊天，厚重的理论和旁征博引的知识，像糖一样融化在水中，不知不觉的享受间，就知晓了城市社会学的来龙去脉，知晓了城市社会学的框架构成，并被其内蕴外华的卓见所征服、所陶醉”。
《城市社会学》开宗明义：城市化就是一个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从农村人变成城市人。今天的中国社会处于巨变之中，而巨变的最大特征即是城市化。郑认为在今后 10－30年的时间里，中国必将有过半的人口成为城市人。郑并断言，如果中国在未来30年时间中还没有将自己的过半人口转变为城市人，那么只能说我们的事情出了问题–我们的现代化步伐太缓慢了。“因为农业生产的结构决定了农村养活不了太多人。我们要让更多的人有就业的机会，我们的城市就必须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郑解释说，这是中国有更多农村人成为城市人亦即中国城市化的“必由之路”。
相对于我们的城市化进程而言，当今中国学界对城市的研究却是苍白无力的。更多的社会学学者仍在追随费孝通先生这样的前辈在搞农村研究而不是城市研究。而郑则预言，30 年之后，农村生活和农村研究将边缘化，城市生活和城市研究无疑将是重心所在。
于是郑展开其课程，讲述城市、城市社会学的来龙去脉、前世今生，讲述“中国半个世纪以来的城市化”，以及“城市的规模与类型”、“城市交通”、“城市住房”、“公共空间”、“城市与垃圾”，甚至“水危机”，无不娓娓道来，妙趣横生。
郑的课程偏重理论，于其中大量引进生物学，更是其嗜好。在第一讲–概论之中，他强调学科间的沟通，强调社会科学研究以问题为先不以专业画地为牢，并提倡学生“博学”，要“杂食”。他饶有风趣地援引生物学的例证–人类是整个星球上食谱最宽的动物，没有第二种动物能有人类这样宽的食谱。这么宽的食谱跟这么强的能力合而为一到了人类这种动物上面，是偶然的吗？也可能是偶然的。有没有点关系？世界上能力最强的动物怎么不是单吃一样东西？干嘛吃这么多种东西？为什么有这么好的胃口？ 是的，郑本人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杂食者，他的讲述中也无处不彰显出他的博学和“好胃口”。乃至于当他进行到最后一讲–水危机的时候，连他自己也有了”离题远了些”的感觉，而不得不稍费唇舌，解释为什么把“水危机”放到“城市社会学”来讲。
作为一门研究生选修课，郑的“城市社会学”有三分之一时间用于指导学生们调查、写作。其对学生的指导不可谓不认真周到，以致于他的一个学生在一篇文章里这样说：“郑也夫，一位教授，讲授城市社会学，因为经常在电话中与学生交流修改作业的事，所以，同学们记着他的认真；待到这些作业又一篇一篇被挑出来，编撰成《都市的角落》一书时，很多人与我一样，为这种认真悄悄地感动着。”
《都市的角落》，可以视为《城市社会学》的姊妹篇，其收录学生们从事社会调查得出的成果–五编共四十篇文章以及郑简要的点评。其中的许多文章之前已经由郑推荐，在北京《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在这本文集中，郑的学生们“将调查的视角深入到卖花童、乞丐、卖假证件的、卖盗版书的、卖黑车的、算命的等灰色职业人群，以及边缘人群从事的五行八作和他们的生活教育情况，还探究了艺术新人类的发展状况，再现了城市角落里人们的真实生存状态”。而郑在指导他的学生做这类调查时的第一个告诫是：“不要做廉价的批判。不是因为这批判不对，而是因为谁都能做。既然谁都能做，学院派人士就应该将之让给他人，自己拣选更艰难的事情去做。那就是搞明白认识其情境的复杂性。”他的学生们也不负其望，他们的工作，他们的作业让郑常常有“惊讶和欣喜的感受”。
郑坚持他的学生们的调查是有价值的–虽然这些工作在理论和方法论上没有任何贡献。他解释说，我们从社会生活中接受了更多的刺激，对自己的家园承担了更多的义务。我们的社会和城市生活正在经历着巨变，乃至使我们感到陌生，人们有了解自己周围环境的愿望。并且中国当代的城市化运动已经度过了二十个春秋，应该是为它记录历史的时候了。而他和他的学生们的工作就是认识和揭示这个巨变的城市。
《城市社会学》 郑也夫 著 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6
《都市的角落》 郑也夫 编 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