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群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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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八年,在莫斯科审理了轰动一时的沙赫特案件。这次审判因赋予它的公开性,因受审人(暂时还不是全部)令人惊愕的供认和痛心的悔恨而轰动。过了两年,在一九三〇年九月,对饥荒制造者食品工业中的四十八名暗害分子(他们!他们!就是他们!)进行了大叫大嚷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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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央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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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付知名的知识分子,在三十年代认为比较文雅的办法是给他搞上某个丢脸的条文(如好男色,或者如对普列特涅夫教授的指控,说他与女病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咬了她的乳房。中央报纸是这样写的―你去辟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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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搞臭再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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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我们不把意图与犯罪本身区别开来,这正是苏维埃法律对资产阶级法律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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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越性真是一种邪恶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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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几年抓人的真正规律是数字的给定性,分级摊派,统一分配。每一个市、区,每一个部队都接到控制数字,并且必须如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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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比例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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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学生告密(“学生”和“告密”这两个词儿的结合,听起来早已不觉得奇怪了)说他们的大学讲师老是引用列宁和马克思的话,而不引用斯大林的话,这就足以使讲师不再去讲下一堂课了。要是他根本不引用呢?列宁格勒的中年一代和年轻一代东方学家都被关了起来。北方研究所的全体成员(除密工人员外)都被关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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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老师密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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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的罪案显示出令人惊奇的一致性和单调性。一会儿全国遍地是强奸犯,一会儿只有杀人犯,一会儿全是私自造酒者,对政府的最新法令做出十分敏感的反应。每种犯罪都好像是自己凑上去挨法令的打击,以便尽快消失!只要英明的法律制定了和加重了对某种犯罪的惩治办法,那么这个种类的犯罪率就会立即在全国各地激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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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打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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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是这样说的:“你不肯坦白交代,所以不许你睡觉!”有时居心恶毒的不是叫他站着,而是叫他坐在特别能引起睡意的软沙发上(值班的看守就在那个沙发上并排坐着,见他一眯上眼睛就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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熬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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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利用饥饿的特别强烈的办法:一个月期间只给丘利佩尼奥夫吃每天一百克的口粮。后来,把他从地坑里带出来,侦查员在他面前摆上一锅浮着一层油的红菜汤,放上半个斜着切下来的白面包(怎样的切法好像没有什么意义,但丘利佩尼奥夫今天仍然坚持说,切得实在太诱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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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死你和馋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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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侦查工作原则,还在于不许受侦查的人对法律有任何了解。 “但我请求给我看法典!”“规定不许给你看,它不是为你写的,而是为我们写的,而且你也不需要看。我可以告诉你,这些条文说的正好是你犯的那些罪,而且现在让你签名并不是要你同意,而是证明你已经读过了,证明起诉书已经给你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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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不是为你们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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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您证明,您不是弗兰格尔的奸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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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罪推定让审讯易如反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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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一份关于不泄露的保证书:我,某某人,保证永远不向任何人讲述对我侦查的方法,否则甘愿接受刑罚的制裁(不知根据何条)。还有一份不向任何人讲述劳改营制度的保证书。 我们丧失了自由的标尺。我们无法衡量哪里是它的起点,哪里是它的终点。我们已经搞不清楚:我们是否有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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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做不敢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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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笔下的恶人们的想象力和气魄也就止于几十具尸体,因为他们没有思想体系。 思想体系!它使暴行得到所需的辩解,使坏人得到所需的持久的坚强意志。这是一种社会理论,这种理论使他能够在自己和别人面前粉饰自己的行为,使他听到的不是责难,不是咒骂,而是颂扬和称誉。宗教裁判者―基督教征服者的精神支柱一是使祖国威名远扬,殖民主义者一是文明,纳粹分子一是人种,雅各宾派和布 尔什维克(早期的和晚期的)一是后代的平等、博爱、幸福。 由于思想体系,二十世纪遭逢了残害千百万人的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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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体系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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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谁也不敢提到邪恶。是啊,美德受过凌辱,但邪恶却没有存在过。是啊,有那么几百万人给干掉了,却没有应负罪责的人。谁只要吭一声:“可是那些……”四面八方就会向他发出责备的、起初还是友好的声音:“您怎么啦,同志为什么要去触动旧伤痕呢?!”随后,棍子就上来了:“嗤,没有整够的!给你们恢复名誉过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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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翻旧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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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犯人把手放在被子外面似乎是为了使犯人不能在被子下掐死自己,从而逃脱公正的侦查。经过试验性的检查后发现,人在冬天总是想把手藏起来,好暖和些,于是这个办法便最后确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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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意多坚才能掐死自己?

第221页

奇怪的是,被诬陷的暗害分子清楚自己并不是什么暗害分子,却表态说,整一整军人和神父是正确的。军人们心里明白他们并没有为外国间谍机关服务,也没有破坏红军,但却乐意相信工程师们是暗害分子,而神父们应该被消灭。一个坐牢的苏维埃人是这样考虑问题的:我本人是无辜的,但对待他们,对待这些敌人,任何方法都是合适的。侦查的教训和牢房的教训都不能使他们清醒过来,他们就是被判了刑也还保持着在外面养成成的迷信:相信到处都有阴谋、放毒、暗害、间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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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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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红军中服役的军人是不许被俘的——条令中就这样写着(德国兵从自己的战壕中叫喊:“伊万,俘虏没有!”)。是啊,谁能设想得出这一条的整个含义呢?有战争,有死亡,却没有俘虏——真是新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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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步天下的不许被俘

第226页

间谍狂是斯大林丧失理智的基本特征之一。在斯大林看来,在他的国家里间谍成群。所有住在苏联远东的中国人都得到了间谍罪条款第五十八条第六分条,被关进北方的劳改营并在那里死绝。参加过苏联国内战争的中国人,如果没有及时地溜之大吉,也都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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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疑

第249页

几十万二十到三十岁的年轻人与祖国的最凶恶的敌人结成联盟,拿起武器反对自己的祖国。这也许应当思考思考:谁的过错更多——是这些青年还是古老的祖国?用生物学上的叛逆性是不能解释这种现象的,一定有社会原因。 因为,正像一则古谚语所说:槽里有饲料,马不会找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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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拉索夫分子

第279页

偏私的法庭比强盗还狠。 法律睡觉时,法官就是敌人。 在你们面前站立着一个公民, 伸长了脖子悉听尊命。

Note
杰尔查文写道。

第288页

向私人行窃(“法庭应当表现同情与温和”,因为资产阶级的财产推动人们行窃)

Note
诲淫诲盗。

第293页

但是一些重要原则我们还是能搞清楚的。例如,最高公诉人告诉我们,全俄中执委有权干预任何一个司法案件。全俄中执委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自行决定赦免或处决。例如,把六个月的判决改判为十年(读者明白,办这事并不需要全俄中执委开会,而是例如由斯维尔德洛夫在办公室里在判决书上改几个字)。克雷连科解释说,所有这些,“使我们的制度优于虚伪的分权理论”,优于司法权独立的理论。(不错,斯维尔德洛夫也说过:“我们这里立法权和执法权不像西方那样截然分开,这很好,一切问题都可以迅速解决。”特别是打电话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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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干预的优越性
第300页

对于眼线工作(当时叫秘密工作)本身,克雷连科是这样解释的:“对于自己来说,我们在这方面并没有看到有什么不体面的地方,我们认为这是自己应尽的义务,工作事实本身不会玷污他。既然一个人承认这种工作是革命利益的需要——他就应当去做。”但是,乌斯宾斯卡娅并没有政治信条!——这就可怕了。她率直地回答:“我答应的条件是,每破获一个案子给我一定的提成。”而且,每次还要和革命法庭不愿提到和不让说出姓名来的那个人“对半分账”。克雷连科用自己的话这样表达:“乌斯宾斯卡娅不是全俄肃反委员会的编内人员,她是做计件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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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工无须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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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往下听到,现在受审判的这个策略中心并不是一个组织,它一没有章程,二没有纲领,三没有会费,我们心里就稍稍轻松了一些。那是什么呢?那是:他们会过面!(不寒而栗。)会面时,他们彼此交流了观点!(浑身冰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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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患无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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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号召起来革命的一个口号就是:“打倒被克伦斯基恢复的死刑!” 一九一八年年初,托洛茨基下令审判新晋升的海军上将阿列克谢·夏斯特内,因为他拒绝凿沉波罗的海舰队。“高庭”审判长卡尔克林用恶劣的俄语飞快地说了一句:“二十四小时内枪决。”审判厅内的人们激动起来:已经废除了!检察长克雷连科解释说:“你们激动什么?废除的是死刑。而对夏斯特内我们不是处死刑——是枪决。”

Note
流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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