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津风情人物志
刘震云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好像他以前的《故乡天下黄花》、《手机》以及《我叫刘跃进》。说新作像旧作不是说刘没有突破没有推陈出新，而是说他一以贯之的好玩儿和善于讲故事。说刘震云好玩儿和善于讲故事并不是说他的价值就止于此，好玩儿和善于讲故事是小说家的本分。在我看来，刘的价值在于对这个时代与这个时代的人们的关切。关切的不是衣食住行，不是人口手足，不是花鸟鱼虫，关切的是人的内心与命运。他的这种关切，在《手机》里表现得的恰如其分。《一句顶一万句》里，人以”是否善于言辞”来标签之，人际关系则无不涉及”说不说得来”，而一个人有着什么样的口才、口技与口德，往往左右了他的遭际，人与人之间，说话是否投机、投契与投缘，往往决定着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个从”说话”/”对话”入手的角度，看似肤浅，实则深不可测。还是那句话：”为什么人在一起就非得瞎扯些什么，不然就会觉得特没劲？”此间玄妙，意会一辈子，都嫌不够。
《一句顶一万句》又好像贾平凹的《秦腔》。说一个作家像另一个作家不是说他们的创作有模仿的成分——虽然模仿不可耻也很难避免——而是，贾平凹以他的故乡棣花老街为原型写了一条清风街，刘震云则直接拿自己生长的延津来做背景，写了当地的种种风情、各色人物，以我等对延津乃至河南的一无所知，《一句顶一万句》就是一部延津风情人物志。没有办法，作家就是爱写自己成长的地方，原乡、故乡或他乡，他们这一行有这样的传统。我甚至怀疑文人们普遍有这样的心理需求。假如我是一作家，我也得写岑里福尼亚溪的那些鸡零狗碎吧。
既然说起贾平凹，因为老贾和老刘都是本人喜欢的作家，就比较着多说一句吧。我感觉，老贾比老刘土，老贾比老刘深沉，老刘比老贾可乐。他们共同的特点，肤浅地说，就是一段话里能说好多内容，不像某些作家喜欢一句一段，也不像某些作家，写小说像写连续剧剧本，口水多过茶。
具体地说，《一句顶一万句》有什么特别之处？我凭印象想到以下几点——
一是人物事件众多，各节可单独成文，但整体上有两个人物是轴心。上部《出延津记》的轴心是杨百顺，下部《回延津记》的轴心则是牛爱国，两个都是命运多舛的屁民，有平平常常的七情六欲，但是永远蹉跎在”不上道”的人生轨道上。也许，”不上道”正是很多屁民的人生轨道吧。
二是时间跨度长，上写民国，下写当下。时移世易的对比是刘震云的惯用伎俩，在《故乡天下黄花》和《手机》里已然驾轻就熟。他的这种时空对比，常可构造出变也唏嘘、不变也慨叹的情景。
三是小说探讨的主题，也就是上面提及的，人的”说话”与人际的”对话”，是很湛深很耐人寻味的主题，琢磨一辈子，都嫌不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