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 谨慎探究文化问题
肇始于19世纪的西学东渐的潮流中，众所关心的最大问题莫过于我们如何学习西方以及实现现代化的问题。
我们如何对待西方文化，我们要在何种层面上学习或拒斥西方？这是国粹主义、全盘西化论和折衷主义之间的论争，且不回溯。我注意到的只是，当我们宣扬一种源于西方的理论之时，总有一个声音在说：你考虑中国国情了吗？比如要我要主张推行民主制一人一票，有人会说：天啊，你要给那些无知的农民一人一票吗？他们又不需要自由！
长久令我困惑的不是有人考虑国情，而是——我们的国情到底如何？谁能说清楚? 周孝正老师说中国的国情是“西高东低、雨热同期，旱涝交替、泥沙俱下”，这是我目前为止认同的关于“国情”的说法，他说的是自然环境，是我们可以看得见的。
其余的国情论调，我从来就没在意过。什么中国一直是封建社会（或专制、集权）、独尊儒术、重农轻商、重男轻女云云。我从来不关心，所以不轻信也不探究。不轻信是我的一种“癖好”，做研究要从零开始是另一个癖好。我相信周围的很多人是在学人话渣、道听途说——他们没有打动过我。不探究是因为要探究很难，我没有足够深厚的学科基础也不乐意去处理卷帙浩繁的信息。所以我并不探究国情。
但是文化差异是与国情相关的话题。我们要考察具体的文化差异吗？我宁愿推荐大家自己去看金耀基（1989）的《从传统到现代》，而不愿意浅薄地发表对一般的文化问题的看法。正如金耀基先生所指：
我们在谈论一般性问题时，普通常识与灵感是可以勉强充场面的；但一涉及专门问题，特别是文化问题时，就不免显得浮浅了（自序p.3）。
回想一下，我曾接触到的文化比较的观点总是宏观的，常常过度概化，把中西文化作为两个极端来进行比较（中国人是集体主义－西方人个人主义，中国文化是大陆文化－西方文化是海洋文化，中式思维是综合的－西式思维是分析的，中国行人治－西方治，等等），看似泾渭分明，实则大而无当。
金耀基认为，要谈文化问题起码需要具备现代社会科学知识，特别是行为科学的知识，即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可以说，进入文化研究的门槛是很高的。没有几板斧的人，只好去研究制度，甚而技术。我似乎应该上了年纪、读过万卷书、走过万里路之后，再来考虑一般意义上的文化问题。
所以在本文谨慎地进入“管理移植”这个小问题（与文化差异相比，它算是小到我不至于被淹没的了）之前，我仅提供我对文化的定义的基本认识，而不妄言中西方文化究竟有何差异。准确地说，我只是提出，学习西方的时候，哪些地方应该注意文化差异，而哪些地方可以忽略。
□ 对文化的粗浅认识
我初中的时候第一次接触到文化的定义，在高钢（1997）的《我看到的美国小学教育》。文化的定义倒不是高钢下的，而是他上小学的儿子下的——高钢对美国的老师给他的儿子布置探讨什么是文化的作业大为不解，因为文化的问题就连他自己一时半刻也说不清楚呢。高钢的儿子后来完成了他的作业，其中还给文化下了个定义，这个定义委实让他老爸惊讶（因此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文化其实特简单，文化就是人类创造出来供人类享用的一切。
今天，当翻开文化比较的书籍的时候，我发现那小孩的观点相当于“文化－成果论”。 对于文化的定义，实际上有四种观点：文化－成果论、文化－能力论、文化－精神论和文化－行为模式论。后三种观点又可以归结为文化－模式论。文化－成果论所说的文化是广义的，亦即人类创造出来的产品，均是人类的文化，如饮食、服饰等。文化－模式论所定义的文化则是狭义的，它探究的是产品背后的要素，比如饮食、服饰所代表的社会信息。可以说，“模式”是对“成果”抽象（刘承华，2002）。
任何针对文化差异的研究都需要在什么是文化及文化如何起作用等问题上采取一个立场，并以此为研究的进路。从历史－文化－社会的背景出发，杨中芳和彭泗清（1999）在人际信任的概念化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对于文化到底通过何种途径来与生活于其中的个体联系这个问题，他们的立场是“个体生活在文化中”。认为文化是指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指引其行为的一些看法、规则及信念。这些看法、规则及信念形成一套套只有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才会明白的意义系统，用来彼此进行沟通。不过，这些指引只是告诉其中生活的个体怎么样做可以使生活过得更好一些，但是并不是将个人“刻模”成一个个小的文化“样本”。个体仍然有充份的自主权来决定要依从、要逃避、要重新诠释，还是要放弃这些指引，才真正能使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一些。
本文亦认同此一看法，即“个体相对自主地生活在文化中”。 而文化差异的存在，是不得不承认的。
在信任研究中，中西方的“信任”就相差不小。倘若让我们在“信任是_____的东西”中填空，西方会填上“赢得”，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恐怕该填“施予”。信任是一种对善意的期望，这一点儒家传统和西方伦理一致，但是二者强调的重点不一样——孔子强调的是“可信性”，即我们自己是否可以信赖（所谓“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而西方的兴趣在于自己应否信任别人（金黛如，2003）。
对文化差异的探究又是重要的。还是以信任研究为例，福山（F.Fukuyama）认为信任来自“遗传的伦理习俗”。此种文化论的观点将信任解释成文化现象，是社会文化密码的一部分，而文化密码像基因一样是以某种神秘的方式世代相传的（王绍光，刘欣，2002）。事实上，福山（1995/1998）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是百分之八十正确的学说，百分之二十的缺憾在于其没有考虑文化因素。他认为各个国家在经济上所扮演的角色，因其文化特性而呈现显著的差异。新古典经济学不能解释所有的经济现象，他说—— 我们不可能主张所有的社会定律完全合乎该文化所认同的理性，世界上的文化种类繁多，而各个文化适应类似经济情况的方式也不可胜数，因此我们可以明白，各文化所认同的理性，在意义上不见得会完全相等。
文化的差异是那样难以厘清，以致于要建立一个叫做文化比较学的科目来专事研究。 以上所交代的，首先是在涉及文化问题之时，宜采取谨慎的态度，其次是承认文化差异的存在，但是差异何在，是要分而论之的。
管理移植——收敛假说与发散假说的争论
在管理学中研究文化，是1980s以后才流行开来的，其背景是跨国公司凯歌行进和经济全球化浪潮汹涌。跨文化管理研究最著名的研究来自霍夫斯塔德（Geert Hofstede）。
霍夫斯塔德着眼于从文化差异角度对组织进行研究。霍氏的跨文化研究中心建立了庞大的数据库。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们对在40个国家中为IBM工作的11.6万名员工进行了文化价值观的调查；其研究揭示了：民族文化对雇员与工作相关的价值观和态度起着主要影响。更重要的发现是，管理者和雇员的差异表现在民族文化的四个维度上：（1）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2）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3）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4）男性化/女性化（masculinity/feminity）。（罗宾斯，1996）
郑伯埙（1998）则对海峡两岸的组织文化做过比较研究，发现尽管经过半个世纪的区隔，两岸的文化价值本质上仍一致，而仅在程度上有差别。
福山、霍夫斯塔德、郑伯埙在经济或管理上的研究引导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因为文化差异的存在，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和管理模式可以移植吗？ 这就是管理学中的著名争论——收敛与发散争论（convergence vs divergence debate）。
收敛假说认为合理或有效的企业经营模式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并不受文化的影响；发散假说则认为 经营管理镶嵌（embeded）在地区或国家的文化背景之下，任何有效的经营模式都会因文化而异。
□收敛假说
收敛假说的主张可以上溯至法约尔（Fayol）的十四大管理原则，他认为这些原则具有普遍的意义，为了履行管理的功能，管理者必须贯彻它们。 后来的管理功能论者（managerial functionist）更因此发展了各种管理功能，例如Gulick，他的POSDCORB包括了计划、组织、用人、指挥、协调、报告及预算。这些功能是跨越文化、不受地域影响的。有趣的是，从事跨文化比较管理研究的后来者也得出了管理模式不受文化或地域影响的结论：虽然每个地区的工业化程度不同，组织环境有差异，但管理原则并无疆域之分；为了促进未开发地区或贫穷国家变得富裕，甚至不得不采用美国或西方的“管理铁则”，否则将徒劳无功。
另外，一些研究者则从竞争优势的角度来处理管理模式是否可以移植的问题，强调在全球竞争的压力下，技术发展层次、市场多元化、规模生产等是主导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的满足并不易受到文化的影响。何况在全球化与科技突进的趋势下，不同的社会偏好与社会价值的距离将之间缩短，而导致主要的组织变项与管理的作风雷同。
□发散假说
相对地，发散假说主张管理是一种组织与环境互动下的社会建构（social construct），环境会因地而异。各国应该依照各自的国情与文化特色，发展自己的管理概念与经营方式。发散假说的前提是各国的文化或经营方式有差异，为了证实这一点，研究者进行了不少的比较管理研究，发现各国之间确实在管理目标、管理价值、管理假设上有所差异。其中最著名的研究，就是上面提到过的霍夫斯塔德对IBM员工文化价值的研究。霍氏利用其文化四维度衡量不同地区或国家的差异，根据差异的大小划分出不同的文化群（cultural cluster）。这些文化群大约包括英美、南欧、北欧、日本、东亚、南美等类型。霍氏的研究不是尽善尽美的，却是众所瞩目的，自霍氏之后，比较管理研究（或跨文化管理研究）就热烈起来了。
到底收敛假说和发散假说哪个更可取？目前尚无定论。比较有启发意义的观点是这样的：重要的不是差异，而是在什么情况下会导致管理的相似性，在什么情况下又要强调管理的特殊性。
Child在一篇评论文化、权变（contingency）及资本主义对组织管理效果的文章中指出：重视宏观分析或探讨宏观变项的研究者通常会注意到异文化地区间的相似性，但进行微观分析的研究者则比较重视文化的特殊性。因此，分析层次（level of analysis）可能是影响因素之一。
此外，实务工作者则强调：管理有95%是雷同的，只有5%有文化差异，但这5%是很重要的。换言之，文化是否有影响，与管理性质关系很大，有些管理内容或功能容易受文化影响，有些则不受影响。例如，技术、程序、成本等项目受影响很小，员工的行为模式、企业文化则受影响较大。可见管理内容也是影响管理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因素。
因此，比较管理研究应该先厘清分析层次与管理内容：在微观层次或人类行为、企业文化方面有必要强调管理的差异；在宏观层次或技术、程序和成本等方面，有必要强调普遍性。
我们如何学西方？
在讨论完管理的移植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再来考虑：对西方的社会理论的借用是否需要考虑本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差异？ 对于理论，各学科都有学者在进行本土化的努力，而且本土化本身也是一个需要探索的问题。对于作为解释方法的理论是否需要本土化这个问题，我的意见是要也可，不要也可。只要正确领会外来理论，对本土现象是有解释力的；而本土化可能代表的是另一补充性的路径。对于指导操作的理论，观点同上述对管理移植的结论，倾向于考虑具体情况而定。对于作为价值追求的理论，如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共产主义等，是否可以直接引进？我的回答是不知道，而秋风（2001）的意见是只要好，拿过来用就是。
■参考文献
1) 福山（F.Fukuyama），1998，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李宛容译，远方出版社
2) 高钢，1997，我看到的美国小学教育，南方周末，1997年7月20日
3) 金黛如（Daryl Koehn），1997/2003，中译本序，见金黛如主编，信任与生意：障碍与桥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4) 金耀基，1989，从传统到现代，广州文化出版社
5) 刘承华，2002，文化与人格：对中西方文化差异的一次比较，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6) 罗宾斯（S. P. Robbins），1997，组织行为学（第七版），孙健敏、李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7) 秋风，2001，司马迁与自由主义， 
http://intellectual.members.easyspace.com/note/simaqian%20and%20liberatarianism.htm
8) 王绍光、刘欣，2002，信任的基础:一种理性的解释，2002年第3期：23－39
9) 杨中芳、彭泗清，1999，中国人人际信任的概念化：一个人际关系的观点，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2期：1－21
10) 郑伯埙，1998，海峡两岸组织文化之比较研究，见郑伯埙、黄国隆、郭建志主编，海峡两岸之企业文化，台北：远流出版公司，pp.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