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不管文坛新秀还是文坛老手，都愿意尝试截然不同的题材吧。《追风筝的人》号称“献给阿富汗的孩子”，写的是童年和男人间的友谊，《灿烂千阳》的“千阳”在阿富汗用来指代妇女，所以“献给阿富汗的女性”，写的是跨世代的两个女人的命运。虽然不同题材，但历史、文化背景是相同的，都是阿富汗。
在Hosseini看来，故事的本身才是最重要的（“故事本身总是优于其他一切考虑”），写阿富汗只是基于叙事的需要。作家并没有“自觉要代表自己的文化或向读者介绍自己的文化”这种“沉重的负担”。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两本书中得到了许多关于阿富汗的理解。
就故事本身而言，说不上更喜欢哪一个吧。《追风筝的人》是男性视角，《灿烂千阳》是女性视角，两者有截然不同的地方。在叙述手法上，《灿烂千阳》与初试啼声的《追风筝的人》相比，确是更上层楼。《灿烂千阳》比《追风筝的人》要好读得多。
《我叫刘跃进》，刘震云再逞其“刘氏幽默”与“讲古”（讲故事）能力。
“刘氏幽默”是出版商说的：“刘震云用异常冷静的口气，在讲述这个玩笑。也许他把你讲哭了，但你转念一想，又‘噗啼’笑了。过后想起，又笑了。”作者的确有一种独特的“冷静的口气”，这点我是喜欢的。王小波说他自己的叙述风格，是八个字：“举重若轻、举轻若重”，从《我叫刘跃进》来看，刘震云也有那么一点儿意思。不过小说没有让我哭了又笑了、笑了又笑了，当然也没有让我哭笑不得。但这与幽默不幽默没多大关系。
故事里人物众多、关系错综复杂，事情则旁逸斜出、节外生枝、枝外长叶。简而化之，说的是一件事突然变成了另一件事，另一件事不期然又变成了第三件事。故事在滚雪球，越来越大。（出版商提供的故事梗概：刘跃进是工地一个厨子，他丢了一个包；在找包的过程中，又捡到一个包；包里的秘密，牵涉到上流社会的几条人命，许多人又开始找刘跃进。犹如一只羊，无意中闯到了狼群里；由于它的到来，世界变得不可掌控。）
刘震云的“讲古”能力，我最早是从《故乡天下黄花》里领略到的，其后则是《手机》。《故乡天下黄花》讲的是乡村里的世代冤仇，故事叙述酣畅淋漓，非常过瘾。《手机》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搬上银幕，娱乐大众，叫好又叫座。但是真正的幽默，在第二部分以及两部分的鲜明对照。第二部分说清末民初人们传递一个口信的故事，因为通讯技术的落后所导致的令人无语的局面。
《我叫刘跃进》也是一个好玩故事，但故事好玩与否并不重要。在我看来，小说的价值，从来不在于讲了个多么好玩的故事，而是在于故事的表达手法与那个故事背后所隐藏的价值观。如龙应台所说，文学是“白杨树的倒影”，应该“让看不见的看得见”。
《我叫刘跃进》需要捉摸。透过捉摸，你会看到一种值得省思的人际困境。玩笑是轻的，困境是重的。
人际困境是彻底而显见的，那就是众多人物之间，竟然没有哪怕一对真挚的关系。夫妻离婚了。女人背弃男人、男人冷落女人，女人设计男人、男人欺骗女人。父子毫无情义，儿子偷老子、看不起老子，老子却无能为力。朋友翻脸了，患难之交、十多年的友谊，就是通不过利益的关口。上下级没有忠诚可言，表面卑躬屈膝的下属，背地里蹭鼻子上脸。除了兄弟关系没有涉及，整一个五常不振。
那样一点温情也没有的人际关系令我觉得不快。但人际困境恐怕不是作家最关心的，所以作家也没有去关心人际困境如何解脱这样的问题。
除了人际困境，事情发展的偶然性与不可控性，很像是命运本身，甚至有一点像悲剧。
根据傅佩荣教授，“真正的悲剧是指一个平凡人，没有特别做好事，也没有故意做坏事，却因为命运的摆布，而陷入一种极惨的情况。这种极惨的情况会使观众产生两种情感，第一种是‘怜悯’，第二种是‘恐惧’。之所以产生怜悯，是因为剧中人并没有犯太大的罪，却遭受极惨的境遇；之所以会恐惧，则是因为发生在此人身上的事，也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
刘跃进其实就一平凡人，没有特别做好事，也没有特别做坏事，却因为命运的摆布，而陷入“狼群”之中。嗯，也许不算惨，但不能不算倒霉。刘跃进倒霉的景况，不容易获得“怜悯”，但是足以令人产生一点恐惧。
为董事长李家祥先生的《大道相通》写的书评，肉麻死不偿命……
翻开李家祥先生的《大道相通》，我仿佛是推开了一道门，咿呀一声，闯进了自己所在的这个组织的前世今生。
在这个“组织学习”大行其道的时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陈腐逻辑合该踩到脚下、跺上三跺。身为“组织人”，我们有权利也有使命去了解、去关切我们所在的组织“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样的大哉问。《大道相通》对国航乃至整个民航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进行了高屋建瓴的勾勒，更以躬身亲历者的视角回答了这样的大哉问。正因为如此，《大道相通》对身为国航一员的读者有着分外特别的价值——那就是作者在最后所力倡的“启智”。
跳脱于先秦诸子、毛&泽#东乃至彼得•圣吉之间，恢宏的国际视野（Global View）结合深刻的本土观察（Local Touch），既有下里巴人的说理论述（如比比皆是的妙喻及近似“顺口溜”的管理精要），又有阳春白雪的哲学思辨（作者对辩证法的拿捏、活用，可谓掷叶飞花），作者在《大道相通》里所呈现的，不止是将道商道之相通，更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贯通与圆融。
问题是，这样的贯通与圆融，如何成为一种可能？
如书中再三提及的，人们在关注、赞赏国航近几年取得的不俗成绩的同时，最想问的问题，其实是：国航有什么秘诀？作者的回答来得干脆明快：赢利无秘诀。可复制的、一用就灵的、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秘诀是子虚乌有的。不仅否认秘诀的存在，在“管控之道”一章里，作者更对“模式”提出深具辩证法意味的独到见解，认为一个企业不应追求固化的“模式”，而应该不断寻找动态的“合适”。这令我想起管理学界一个重要的争论——收敛与发散争论（convergence vs divergence debate）。收敛假说认为合理或有效的经营管理模式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并不受文化的影响；发散假说则认为经营管理镶嵌（embeded）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下，任何有效的经营模式都会因文化而异。
一方面是否认“秘诀”与扬弃“模式”，另一方面，《大道相通》的主调，却是将道商道的相通。破冰开局、队伍建设、整合管控、危机处理……，领军打仗与经营企业，相通之处所在多有。但只是相通，而不是相同，更不是可以简单地照葫芦画瓢。如此看来，作者“大道相通”的“相通大道”，其实是权变之道，更准确地说是辨证之道——也正是作者的“思维之道”。在以七个章节的篇幅勾勒出“大道相通”的图景之后，作者用一章“思维之道”来揭开大道何以相通的奥秘，可谓用心良苦。
在上面提到的那场争论里，实务工作者强调：管理有95%是雷同的，只有5%有文化差异，但这5%是很重要的。换言之，管理既有相当程度的普遍性，也有相当关键的特殊性，在不同文化、不同组织或者同一组织的不同情景中，如何“大道相通”，端赖管理者对“相通大道”的谙熟与拿捏得当的程度。
从“大道相通”到“相通大道”的历程不简单。武侠小说里说“打通任督二脉”，有别的高手代为打通的，也有通过不断修炼自行打通的，虽然两者都可收获功力大增之效，但境界自然有高下之分。在《大道相通》里，“传道、授业、解惑”是代为打通，“启智”则是引导修炼者自行打通。
作者认为，领导者有“启智”的责任，“发掘群众的聪明才智，改善群众的某些陈旧思维和落后观念，使他们变得自信、理智和聪明起来”。作者笃信观念的力量，深谙思维方式对行为的影响，除了通篇均可读到的“解放思想”的良苦用心，更特别引入和发挥了彼得•圣吉的“心智模式”（mental model）概念，指出在企业改革、转型的关口，打破员工陈旧的“心智模式”、转变员工观念，来得尤为重要。
然则，何以“启智”？
就组织而论，彼得•圣吉所倡导的“学习型组织”，就是“启智”的一种途径。
无论愿意与否，我们其实处身于一个转型期社会、一个变动不居的行业、以及一个剧烈变革中的组织，我们周遭的话语、行为举止乃至价值观，都在不断流变、不断推陈出新。我们曾经不知企业战略为何物，渐渐地也习惯了言必称战略。绩效合约更是闻所未闻，渐渐地又都能说出个一二三来。其实我们一直在学习，我们不得不学习。但是，当问题提高到“启智”这样的高度的时候，现在这种被动的、任务驱动式的学习（其实说培训更贴切），是否来得适切、来得足够？
学习型组织远不止于任务驱动式学习，也不仅仅是员工个体的“启智”。如作者所指，“学习的基本单位是团体而不是个人”，为应对剧烈变动的外在环境，企业应建立学习型组织，终身学习及不断自我再造，以维持竞争力。
所以，“启智”不仅是领导者的责任，更是组织里一项系统工程。值得注意的是，当作者强调“启智”为领导者之责任的时候，实际上对领导者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因为要能为他人“启智”，自己先得是智者，否则，恐怕就要“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了。
《查令十字街84号》（84, Charing Cross Road）是小白推荐的。我在它的旁边发现了《嗜书瘾君子》（Biblioholism）。原来两书题材相关，且中译都是出自陈建铭之手。
先说说两本书，再说陈建铭的翻译。
《嗜书瘾君子》是上海之行随身读物，虽然一启程便开卷，但真正读进去、读下去却是在回京的Z22次列车上。Z字头是我迄今为止做过的最舒适的火车，它座位的单向布局最得我心。因为火车长久以来带给我恶劣的感觉，其中之一就是面对面、背靠背的座位布局，导致我有时候不得不与陌生人面对面尴尬地度过漫漫长夜，如果是往返于南宁—北京，则是漫漫长夜外加漫漫长日。Z22夕发朝至，软座舒适，非常适合阅读，况且旁边还是一位美女呢。
《嗜书瘾君子》说的是爱书成痴者的怪行状，每每击中我，既快又准且狠。这快、这准、这狠，是见血封喉一招致命式的，请看它的第一段:
“你和书店是否正处于剪不断、理还乱的紧张关系？你可曾不经意晃进书店，原本只打算打发几分钟，结果在里头随便一逛就是好几个钟头，出来的时候手上还拎着一大堆书？光是置身汗牛充栋、精心布置、巧妙陈列的书海当中，是否令你感到莫名其妙的血脉贲张？而且觉得很爽？甚至爽到不行？”
是的，是的，是的！就从这一段开始，被戳中要害（原来我就是嗜书瘾君子！），就从这一段开始，启动了一个心中戚戚不能自已的对号入座式的阅读旅程。
作者对嗜书瘾君子这个物种的各种病症书之甚详且妙趣横生，此外更涉及书籍、书店与藏书等的演变史话，均饶有趣味。
与《嗜书瘾君子》让人激烈共鸣、偶尔抓狂的阅读体验不同，《查令十字街84号》是温暖的、有时是疏淡如水的。它是一本被誉为“爱书人圣经”的书信集，记录了纽约女作家海莲和一家伦敦旧书店之间的书缘情缘。
“二十年缘悭一面，相隔万里莫逆于心”的故事诚然是令人感动的，但是那些来来往往的书信并没有令我着迷之处——我是挑着读的，毕竟内容于我太疏远、太缺乏联系性（connectivity）了。我更喜欢它的序文和附录（恺蒂序: “书缘·情缘”，译序: “关乎书写, 更关乎距离”以及唐诺的“有这一道街, 它比整个世界还要大”和张立宪的“爱情的另外一种译法”）。
《查令十字街84号》的价值，也许在于它出版后所引起的深远影响，它给现代人带来的关于书写、关于距离、关于情谊的重温与思考，以及它作为一个符号的象征性。作家海莲·汉芙（Helence Hanff）平生籍籍、穷困潦倒，临老因了这本薄薄的书信集而享有文名。老伦敦查令十字街虽然源远流长，若不是藉着这本书信集的一纸风行，也不会像今天一样吸引无数爱书者前往84号“朝圣”（为了海莲一句If you happen to pass by 84 Charing Cross Road, kiss it for me, I owe it so much.）——查令十字街84号已然成为全球爱书人之间的一个暗号。《查令十字街84号》除了广受译介，其故事更获改编为舞台剧与电影，开创了纯书信集被搬上舞台与银幕的先河。
除了内容，我更想提一提两书出众的译笔。陈建铭的中译非常对我的口味，是我迄今为止读到过的最好的译笔，两书之中，则以《嗜书瘾君子》最为淋漓酣畅。
我一直有个偏见，就是台湾人的中译水平比大陆人的高，而且高的不是一星半点。——你要说人家的中文水准就比我们的高，我也没有意见。陈建铭就是台湾人，简介上说“曾任职于台湾诚品书店古书区，现为专业文字工作者”，除了上述两书，还译有《菩萨凝视的岛屿》、《乞丐国王的时空指环》与《藏书之爱》等书。
陈的译笔优美得有点过份。他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总结一下包括：
1）用词非常接近中文表达习惯，大量采用古语、成语、俗语与俚语，雅的极雅，俗的极俗；
2）没有洋鬼子句式（起码阅读时没有感觉到），反倒是一句“很……的说”令我惊喜莫名；
3）为了传情达意，不惜擅自更动原作的一些细节。
没有看过原版，所以不能轻易评判陈的译笔“信、达”的程度，但是“雅”到不行，是肯定的。——以至于有些地方成语堆积，生动得有过份之虞，会引起我对“信、达”程度的质疑，可无论如何，这样的翻译，很对味。
翻阅《先锋国家历史》9月号上切·格瓦拉的专题。请教Robinson Xiao：在你的心目中，切·格瓦拉是什么？
大学的时候，Robinson是切的粉丝。而我对切简直一无所知。
“……好无厘头啊，”他说，“他是个纯粹的人，集浪漫主义英雄主义于一身。”
可是我看到的，有点不同。《先锋国家历史》上的立意是这样的：病人格瓦拉——他是一个病人，他是一种病。
《摩托日记》是3年前的一部电影，反映切大学时期第一次漫游拉美大陆的历程。我荡下来老久了，一直没有看下去。这次终于看完了，在这部电影里，切是“纯粹的”。
格瓦拉是一种病
1967年10月9日的9声枪响之后，格瓦拉死了，一个偶像诞生了。
他是一个完人，萨特说。于是，格瓦拉从一个人成为一个英雄，从英雄成为一个偶像。
在革命战士中，他是战斗旗帜；在军事迷眼中，他是游击战大师；在知识分子看来，他是旧秩序的造反者；在摇滚青年眼里，他和他们一道迷恋“甲壳虫”；他的长发，召唤青年们去流浪；他冷峻的眼神，诱惑少女们去爱恋。
中国知青揣着他的日记越境打游击，法国学生举着他的画像冲击警察的街垒。他们一起高喊：
“切！切！切！”
然而在另一些人眼里，他是刽子手，杀人机器，无知的经济蛮干者，鲁莽的军事冒险家，甚至，隐含着精神病人的征象。
40年后，我们逐渐看到了两个格瓦拉，作为人和作为神。
还原从人到神的制造过程，或许才能弄明白：他是“我们时代的完人”，还是“我们时代的病人”？
或许，格瓦拉是一个病人，格瓦拉是一种病。
走下神坛的圣徒
1967年10月，来自古巴的革命者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被秘密枪决，他的死，成就了一个萨特所称的“我们时代的完人”。但随着越来越多资料被披露，越来越多的亲历者开口，在“切”的神圣光辉背后，出现了另一个格瓦拉。
1968年，巴黎的学生们高举着那张著名的格瓦拉肖像，口中呼喊着“切！切！切！”的口号走上街头，第一次向全世界传递着格瓦拉式的激情。
此时的格瓦拉，完成了从传奇到圣徒的转化。全世界所有的激进者都将这个职业革命家作为自己的精神偶像。一个贯穿整个时代的精神符号诞生。
可惜，人们对格瓦拉的符号化膜拜，距离那个真实的格瓦拉其实已经很远了。
格瓦拉的出现，完全颠覆了以往西方世界对共产主义革命者的认识，他的一生浪漫而悲壮，并且充满了令人惊异的叛逆色彩。当整个共产主义世界都在批判西方腐朽堕落时，格瓦拉在聆听来自“甲壳虫”的摇滚；当整个西方世界都在丑化社会主义时，格瓦拉以他诗人般的气质，阳光般的微笑向西方世界述说他的革命浪漫。格瓦拉口中的雪茄与那张传遍世界的肖像似乎都在向西方述说着这样一个传奇：一个国家的领袖，一个纯粹的革命者，酷爱雪茄和名牌手表，喜欢打高尔夫，一生艳遇无数……
格瓦拉在古巴革命胜利后，并没有丢下手中的枪，安安稳稳地坐在胜利的宝座上。在世人看来，他是扔下卡斯特罗给他的部长不当，继续出国闹革命去了，从刚果到玻利维亚。
最后，展现在大家眼前的格瓦拉安静地躺在停尸床上，眼神里透出纯真和平静。就连拍摄这张照片的摄影师阿尔波塔也回忆说：“我只是拍摄了当时的气氛，不过在格瓦拉的遗体周围，确有一种神圣和神化般的气氛。”
于是他的死就让他从这个时代中脱离，成为一个传奇。
传奇与死亡成就了格瓦拉，法国哲学家萨特称格瓦拉是“我们时代的完人”。但这个格瓦拉，是真实的格瓦拉吗？
他为什么离去
在古巴期间，格瓦拉的政坛足迹遍布古巴政治、农业、财政和军事。与此同时，他形成了自己独立的和注重实效的游击战马克思主义。与卡斯特罗相比，格瓦拉并不害怕将他的理论置于政治之上。1965年，二人在对苏态度以及输出革命思想等问题上发生分歧，从此在政治上分道扬镳，结局是格瓦拉离开古巴。
长久以来，对格瓦拉的离去，人们都是一种褒扬的态度，称赞格瓦拉与卡斯特罗之间的关系为“放弃权力，保持友谊”。然而作为一个外来者，进入到这样的权力核心，其间的难处恐怕只有当事人自己才能体会。即使格瓦拉已经被卡斯特罗宣布为“生于古巴”，但他知道古巴人仍视格瓦拉为外国人。因而在现实中，对其个人野心设置了限制。古巴革命的胜利，只是格瓦拉式革命的一个部分，并非他革命的终结，也注定当这些权力斗争到来时他只能离开，放弃权力。
格瓦拉不是一个天生的革命者，虽然他的革命历程充满了激情，但其过于理想化的一面却总不能忽视。
格瓦拉《游击战争》一书就揭示了他革命哲学的缺陷。他制定了一个组织农民进行卡斯特罗式革命的按部就班的计划，但却忽略了卡斯特罗在古巴实际上并没有创造一个农民革命。卡斯特罗革命胜利的转折点在于，城市中产阶级突然开始抛弃独裁政府，并且开始逃亡。
在实践中，格瓦拉通过打破他最重要的基本准则而与他的理论谬误之处达成了和解。
他的死也与自己的性格有关。在玻利维亚，格瓦拉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不了解军队的能力，也错误地判断了农民的情绪——他们并不想革命。为了招募游击队员，格瓦拉不得不在街头雇佣士兵，并许诺以工作，然后威胁他们参加战斗。
格瓦拉最后的，也是最致命的错误是他们轻信当地人。他们给了一位当地妇女50比索，要求并威胁她对他们的行踪保密。但格瓦拉本人对此也并没有信心，他在日记中也记录了这件事。而正是这一点，终于让他被政府军围困在峡谷中而被俘。
血色浪漫
很多人为格瓦拉的死亡迷醉，那圣人般的最后一瞥，让他迅速成为60年代青年人的偶像。但是，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其实，死亡，正是格瓦拉的独特嗜好。
“他的做法就是在最危险的境地里，用最冒险的方法解决问题……”，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这样评价他的老搭档。如果缺少格瓦拉自己写下的日记，我们现在就很难看到一个走下神坛的格瓦拉。
1967年4月，在和别人谈论作战经验的时候，格瓦拉将他的经验总结为：“仇恨是斗争的一个要素，对敌人刻骨的仇恨能够让一个人超越他的生理极限，成为一个有效率的，暴力的，有选择性的，冷血的杀戮机器。” 格瓦拉在他的早期著述中也体现了这一思想。在他的《摩托日记》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我觉得我的鼻孔在不停的扩张，因为它闻到了火药的强烈味道和敌人的身体散发出的血腥味。”
在其他时候，这个年轻的革命者更是分不清普通的死亡和殉难之间的轻重。1954年格瓦拉在危地马拉写了一封信给母亲，当时，他们亲眼看到革命政府被推翻。格瓦拉在信中叙述：“这真是太有趣了，我看到炸弹，然后是一场场的演讲。这里有太多好玩的事为我平淡的生活带来了乐子……”
人们发现一张格瓦拉在1957年写下的工作部署，这时的格瓦拉和卡斯特罗正从墨西哥转移到古巴。格瓦拉写到：“这里是古巴丛林，我们生龙活虎地战斗着，我们渴望的是敌人的鲜血。格瓦拉认为对敌人绝不能手软，一定要用酷刑。”
1957年格瓦拉枪杀了一个游击队员欧蒂米奥，因为他怀疑欧蒂米奥向敌人透露信息。“我用32口径的手枪解决了这个麻烦，就站在他脑袋的右边……现在，他的一切都是我的了。”杀完人后，格瓦拉如是说。
然后，他又把枪对准一个乡下人，只因为他为欧蒂米奥求情。在完成这一切后，他在寄给父亲的信中写道：“我得承认，爸爸，在那一刻，我发现我真的喜欢杀戮。”
格瓦拉还非常残酷地对待那些不是敌人的敌人，当一个17岁的童军被押到格瓦拉面前时，格瓦拉没有丝毫犹豫地枪杀了他，美国裔古巴作家Fontova在《探寻真实的格瓦拉》一书中叙述了这件事：尽管这个孩子一再求饶，述说自己是一个寡妇的独子，手上从未沾染过鲜血，参加巴蒂斯塔的军队也只是为了那份饷金，好每个月寄给自己的母亲。
一些新的著作披露，在反对巴蒂斯塔的战斗胜利后，格瓦拉的部队开进哈瓦那，他策划处死以及放纵私刑致死的人就有12个。这些人中包括证据确凿的敌人，嫌疑人，以及一些不该在错误时间在那个地方出现的无辜的人。
格瓦拉在1959年最初的几个月的大屠杀有的与复仇和正义都没有关系，而是理性而冷血的行为。这似乎是他对保护革命成果的一种认识——为了防范复辟。他看到过危地马拉总统阿本斯被推翻，他认为阿本斯的错误在于没有及时处死他潜在的敌人。
在巴蒂斯塔政权垮台后，卡斯特罗让格瓦拉掌管卡瓦尼亚堡监狱。格瓦拉命令他的手下给所有的人定罪，“要用革命的手段毫不留情地铲除敌人。”
Fontova还得到了当时卡瓦尼亚堡监狱牧师沙勿略的证词。沙勿略作为当时安抚这些死囚的牧师，这样描述当时的状况：“那里大概有800个死囚，他们挤在只能容下300个人的房间里。这些人是前巴蒂斯塔政府的宪兵和警察，也有的人是记者，以及少部分的商人……切·格瓦拉负责上诉法庭的工作，但是，他从来都是维持原判——死刑。”“我在5月就离开了，就我看到的而言，他们处死了55个人……我们称他为屠夫，因为他喜欢杀人……”
1959年年初，一位名叫斯台芬的罗马尼亚记者有幸拜见格瓦拉，会见的地点即在卡瓦尼亚堡监狱的格瓦拉办公室里。斯台芬准时到达，正好听见格瓦拉向他的执刑队下达命令“Fuego”，一个人抽搐着倒下。这位受到刺激的记者立刻离开，并为此写下一首诗歌 ，题目是：《我不再歌唱切》。据记载，在这次屠杀中，共有600多人丧生。
两个研究格瓦拉文稿的研究员发现了一份前革命军指挥官吉米·科斯塔的证词。他说很多死刑的命令都是格瓦拉的意思。格瓦拉一直坚持“如果有疑点，干掉他”。甚至在胜利前夕，格瓦拉还命令他的纵队在古巴中部处死了24个嫌疑人。
1959年9月，格瓦拉便不再在卡瓦尼亚堡监狱任职，但他所建立的审判系统却一直在有效地运行。1961年4月17日，一位名叫阿米莉娅的女青年被当作反革命者处死。圣诞前夜，一名身怀六甲的妇女被处死。据记录共有219名妇女经过审判被处死，其余被处死的妇女则未经审判。在这些被处死的人中还有两名修女。
格瓦拉是检察院的首脑，但很多死刑却未经审判。一名叫帕德罗的古巴军队上尉被法庭裁决为无罪，最终还是在格瓦拉的要求下被执行死刑。格瓦拉的一个亲信，检察官费纳多这样解释这一行为，他说：“我们把死刑作为社会预防的一种手段。”
《探寻真实的格瓦拉》引用的资料认为，1961年，杀戳也不仅仅限于卡瓦尼亚堡监狱以及数十个与之相似的官方死刑场。军队、警察在街头搜索着他们的目标。在6400万古巴人中，有30万人被投入监狱。不过，书中未注明上述数据的来源。
1962年，格瓦拉发表名为“一个年轻社会主义者应该是怎样的”的演讲，他说：“一个年轻人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就是当他把子弹射向敌人的时候……”
从共产党员到经济学家
取得古巴政权后，卡斯特罗庄严宣告，他和他的人民要为这个崭新的国家，创办一所同样崭新的银行，所急需的，是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卡斯特罗想知道，他的同志中，是否就有他需要的人。
又是格瓦拉，他总是习惯第一个举手。让人难以置信，连卡斯特罗也诧异道：“切，我不知道你还是一个好的经济学家！”格瓦拉笑了：“对不起，我听错了，我以为你说你要的，是一个好的共产党员！”
这不知是事实还是传说。总之1959年11月，格瓦拉被任命为国家银行行长。这个昔日的医生，富于浪漫气息的革命者在一瞬间成为了国家核心管理层中的一员。他还先后当上了工业部长、中央计划委员会委员、经济委员会委员等，成为一个国家经济的掌舵人。
胜利后从战士成为国家管理者，这是许多革命者都必须经历的角色转换。但轮到格瓦拉身上，他虽然雄心勃勃，但其执政业绩却遭致不少非议。
格瓦拉有革命的激情，但却未必有恰当管理国家经济的能力，所有的经济事务在他看来，似乎都能通过革命激情来弥补。作为国家银行行长，他却主张废除货币建立“不用钱的文明”。从事建设时，他反对“物质动力”，主张消灭个人主义，要求用劳动竞赛来驱动工作。他固然可以身先士卒，但可惜不能要求别人也同他有一样的觉悟。人民归根到底，所要求的还是吃饭穿衣。
1959年在古巴市场上有5.1亿比索在流通，而次年，流通比索的总量就达到了10亿，几个月后更是飙升到11.8亿，而此时还有约4.7亿面值的比索即将投放。
格瓦拉还曾动员古巴人参加义务劳动。修建学校，码头搬货，去农场种地，工厂做工。记者的胶片一次次地记录下格瓦拉在田间劳动的场景，并被当作一种革命宣传而四处散发。但好景不长，随着人们热情的退却，劳动不再义务。到1964年，格瓦拉所宣传的这种义务劳动已然名存实亡。
古巴是一个缺乏资源的国度，长久以来的经济命脉都是糖业。但在格瓦拉统领古巴经济期间，他似乎完全忽略掉了这一古巴经济的先天缺陷， 一味强调劳动积极性，强调革命理想。他治理经济的理念就是一种完全超脱物质层面，讲求精英效应的方式，格瓦拉不止一次地谈到过他的“新人”理论，但这种新人理论超过当时古巴民众甚远，注定无法企及。
在格瓦拉成为工业部长以后，他更是将自己的革命经济理念发挥到极致。格瓦拉从不讨论如何进行“物质刺激”，只是一味强调“精神鼓励”的重要。他说：“社会应该成为一个巨大的学校”，在经历过社会的“直接教育”以后，人就完全摆脱自身的“异化”得到“全面发展”从而达到“共产主义”的境界。
格瓦拉还在古巴推行工业体化过程，要求各种门类的工业体系都要健全，他理想中的工业古巴将能制造大型船舶、机械，还能利用榨糖的废渣造纸，为工业提供原料。格瓦拉完全忽视了古巴没有矿产，原油需要进口，没有专业人才等一系列事实。他认为只要依靠苏联，这个他所认为的“全世界最好的国家”，这一切就都不是问题了。但苏联给予古巴的许诺，在导弹危机后也变得飘渺虚无。
1962年，在格瓦拉担任工业部长一年后，古巴经济开始滑坡，蔗糖产量甚至低于50年代中期500万吨的最低数。大米、玉米产量也大幅下滑，导致卡斯特罗不得不在3月12日宣布，从1962年3月19日起实行食品配给制。
1964年，针对前两年甘蔗歉收的情况，格瓦拉定出1964年的蔗糖产量应达到550万吨，1965年应是700万吨，更提出在1970年将要达到1000万吨。工业化道路的失败，只能让古巴选择单一蔗糖经济，但结果只是古巴由美国的“糖罐”变成了苏联的“糖罐”。
格瓦拉未必需要对所有的这些状况负责，但从破坏者到建设者，他和他的同事们，的确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
“完美的人”？
1965年3月，切在埃及开罗和《大金字塔日报》一个记者观赏夜景，一个烟花女子向他暗送秋波。他不顾记者劝阻将这个女子带进了下榻的酒店，还让警卫再送几个姑娘来。
格瓦拉说：“从来没有人规定一个男人必须一辈子和一个女人过日子。不要偏袒妇女，并且认为男人是罪魁祸首，这本身就是瞧不起女人。马克思主义不是清教主义。”看到未婚妻奇奇娜给他的断交信，他说：“我相信她是爱我的，我应当用思想去征服她。她是我的，我曾经跟她睡过觉！”
这些或许仅仅属于私德，那种放浪不羁甚至可能让浪漫青年们着迷。但格瓦拉身上的另一些东西，或许不仅仅关乎他个人。
Fontova的书中一份文件记录了1961年４月，哈瓦德·安德森被处死时，体内的血液被抽干。从古巴逃出的奎斯塔博士和其他一些在南佛罗里达的古巴流亡者也证明了在被处死前，受害者的血液被抽出。这些人并非遭受了什么酷刑，而是被格瓦拉授意，将他们的血卖到了越南。受害人的血液被抽出后就存在血液银行中，然后再运到亚洲。一些受害者因体力不支被抬上刑场，还有一些身体不好的受害者在抽血过程中就死去。
格瓦拉的卖血运动从1961年他担任工业部长就已开始， 这种行为对格瓦拉来说似乎是革命的另一种方式。1967年4月7日，美国人权委员会对这一行为发布了一份详细报告。但在此之前，这一卖血计划没有引起主流媒体和一般学者的任何注意。
1965年，反革命行动在古巴放慢了。肯尼迪与赫鲁晓夫的交易使反卡斯特罗抵抗组织沉寂下来，于是卡斯特罗政权将反革命罪行稍微放宽，变为“反社会分子”，而如“行为不轨者”、“有违法倾向者”和“流浪者、无业游民”则是由格瓦拉提出，尤其长头发的青年更是其打击目标。不仅如此，欣赏西方音乐、穿紧身裤、公开的基督教信仰等都会被视作违反了革命道德。关押这些违规人员的劳动营被称作“帮助生产的军事单位”。而此时的格瓦拉则丝毫没有掩饰自己对高尚生活的喜好，带名牌手表，打高尔夫，更在一年后迷恋上了“甲壳虫”乐队。
格瓦拉对待自己和对待别人似乎永远都是双重标准，而他也似乎是一个矛盾的人。1959年1月4日，在《纽约时报》对格瓦拉的访谈中，格瓦拉就说：“我从来不曾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被称为共产主义者给我带来巨大的痛苦。”
与此相似，在格瓦拉任古巴工业经济要职期间，其紧缩政策使很多古巴艺术珍品游荡海外市场。其中一部分是流亡国外古巴人的财产，这些艺术品被古巴政府没收，又私下卖给了欧美的私人收藏者和部分博物馆。其中的绝大多数流落到了美国。对反美的坚定斗士格瓦拉而言，这确为一个悖论。这些艺术品的原主人几乎不可能收回自己的财产。对于他的行为，格瓦拉在1960年3月23日，作为国家银行行长的演讲中说：“为了征服某些东西，我们不得不从某些人手中拿走它。”而他们所拿走的，从美国商人手中换来了20亿美金。
这些光环后的事实，很难和人们想象中的格瓦拉连接起来，人们想象中的格瓦拉是一个圣哲式的人物，但现实中的他，却还是带有血色的浪漫。真实的格瓦拉和那个符号化的他之间有一条不可跨越的鸿沟，但真实的格瓦拉，才是一个立体的人。
《先锋国家历史》创刊号（200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