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港手记》是一位离职的同事写的书，据说书中提及颇多真人真事（虽然隐去名讳），领导让我上网买一本来看看，“对号入座”（某同事语）。虽然与作者曾份属同事——而且还是同一级的校友，但是我们并不认识彼此，可以说是“有缘无份”。不过，对于身边的人“出书了”这样的事情，还是乐观其成并稍为仰视三秒钟的。至于书，我不用看网上的推介，就知道它是一本跟风《杜拉拉升职记》之类的职场书，这种书一般也就是攒一下，没有什么可看的了。
书很快就买来了，同事们踊跃传阅。趁今早危坐马桶的当儿，我也郑重地翻了翻。书的可读性还是有的，有的地方写得生动、可乐（某同事说：好“搞”），提及的很多人和事，应该容易博得同事们的共鸣。简单地说，她写出了机场工作的喜乐与烦恼。在某种层面上，出这么一本书，也算得上是代替大家“发声”、道出一线员工所想吧。
不过，这书我从56页开始，就觉得没啥可看了。原本以为书会逐渐深入、鞭辟入里，事实上来来去去反反复复，都是那些破事儿，灌水骗稿费的成分太重了。
《我所爱的香港》是林夕的专栏文集，写得短小但明快易读，是一本拿起就不容易放下的小书（全书不到7万字）。
林夕在填词上的成就，毋庸置疑，举国上下打着灯笼找恐怕也找不到出其右者。凡有井水处，皆有林夕词，一点不假。
词里有千万种缠绵悱恻的爱情、有光怪陆离的社会病，也有成住坏空的佛理，皆堪玩味，亦足以流传后世。
但是，《我所爱的香港》这样的文字里，才最容易看见我们所爱的林夕。
他曾经抑郁成疾，但抑郁的几年，写下最多的词作。
他信了佛，成住坏空，一生一住而已，孑然过客之身，房子不过是住得较久的酒店，不必买，只需租。“你没有责任为后代留一间酒店房给他们用而牺牲换酒店的自由”。
他是个购物狂，尤其好笑的是，他超爱看房，以及搬家——搬、搬、搬。这一点，我们只好说，他不太能“破执”。
其实他也买房，买来投资。当然还买股票。他似乎相当长于投资理财。
他针砭时弊、批评世上陋习乱象，几乎不引经据典，不讲大道理，举重若轻。是的，这是我喜欢的林夕。
（1）
在新中国成立60年这个时间点，我选择去读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而没有去看《建国大业》。
虽然《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不是冲着新中国的60年而写，但硬要拿这本书来跟《建国大业》一起讲的话，也不是不成。“一将功成万骨枯”，《建国大业》是说“一将功成”的部分，《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则是说“万骨枯”的部分。
《建国大业》是一曲赞歌，而《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如作者所说，“是文学意义上的一柱清香”，用来悼念那些战争中的亡魂。
赞歌太多，如同噪音。不如闻下悼亡的清香。
书是断断续续地看完的。也许是因为叙述角度太多变？读起来并没有期待中那么顺。但恰恰是《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这种家史、个人口述史的角度，是它的价值所在吧。
（2）
扉页写的是“献给美君”。“美君”是作者的母亲，一个被时势所挟、从大陆流离到台湾的、还挺能干的女人。美君娘家姓“应”、夫家姓“龙”，到台湾后生下的女儿，就叫“龙应台”。
书是“献给美君”，但书中最重要的叙述口吻之一，却是“讲给”作者的小儿子飞力普听。当然又不纯然是这样。国史、家史、个人口述史穿插交织，讲述的是1945至1949年汹涌的历史洪流之下各种小人物的颠沛流离、悲欢离合。
我们在一种片面、歪曲的历史教育中长大，大多数人长大后对历史都不是那么感兴趣、也不太愿意去了解我们这个社会的来龙去脉。我们没有什么耐心去聆听祖父母、父母絮絮叨叨的家史讲述，当我们有了下一代，当然也没有能力去给他们讲，我们这个时代是怎么演变过来的。对比试如此明确而强烈。龙应台也是在父亲去世、母亲失忆之后，才发觉有些事情再不做就会再也来不及做的；也是在因小儿子的好奇追问而语塞之后，才发觉自己所知甚少、无从讲起的困窘的。
你，对那个时代，能说出个一二三来吗？
（3）
丈夫是宪兵连长的美君，一九四九年坐火车离开浙江娘家淳安，辗转流落到台湾。在衡山火车站，美君把襁褓中的龙应扬交给他的奶奶。龙应台要在一九八五年才有机会与失落的哥哥相认。
后来成为诗人的管管，一九四九年端午节那天，当着母亲的面被“抓伕”，那年他才十九岁。成千上万的人被抓伕，为历史的洪流所裹挟。抓伕，就是你被所谓的“国家”给绑架了，有钱赎不回。
在长沙栖风渡（一个小站），后来是历史学家的张玉法和他二哥把命运分两边投注，二哥北上，玉法南下。两人不一起走，是因为一起走的话两人同一命运，“万一两个人都完了的话，父母亲就没指望了”。
另一位诗人痖弦，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四日随着河南豫衡中学的老师同学们离开河南，开始过一边流亡一边读书的日子。十几岁的他那时不知道离别的意义、更不知道诀别的意义，“摇摇晃晃一个小蹦豆就跟学校的队伍出城走了”。流亡学生是国民政府抗日战争时的设计，联大、联中就是流亡的学校编在一起组成的。到国共内战的时候，愿意流亡的师生少之又少，豫衡中学算一个。痖弦他们从一开始五千个孩子，边走边走散，后来在一个叫金城江的小车站，所剩不多的学生与国军某团合成一股，被逼进中越边境的十万大山，最后“假道入越，转回台湾”。
美君、管管、张玉法、痖弦……成千上万的大陆人，就这样流离到台湾，也许有的人是自己的选择，但肯定有更多的人根本无从选择。除了大陆人，《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也写了台湾本土人，那些当年的福尔摩沙少年，是如何被裹挟，踏上大陆的土地或飘扬过海到异国他乡去的。
陈清山与吴阿吉都是台湾卑南族人，今年都八十一岁了。他们当年懵懵懂懂地入了行伍，十七岁时又连蒙带骗地被送上国共内战的战场。陈清山在山东战役被共军俘虏了，换了制服，变成解放军，回头来打国军。不久之后，吴阿吉也被俘，也变成了解放军。二〇〇九年，他们在台湾接受龙应台的访问，一同唱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龙应台问他们：“还记不记得国军的歌？”吴阿吉说，这就是国军的歌啊。陈清山纠正他，乱讲，这是解放军的歌。吴阿吉说，解放军不就是国军？
往事已然一甲子，谁是谁，就连当事人也惘然了。事实上，当时的他们，也不知为何要参军与为何而战啊。
在日本殖民教育下长大的蔡新宗与柯景星，一九四二年加入了日军，并被送往南洋，当“盟军战俘营监视员”。这种看管战俘的“监视员”有一项最基本的训练，就是打耳光。日军战败后，蔡柯二人都被军事法庭判了十年的刑。龙应台问蔡新宗服不服，蔡新宗说不服，“战败的都有战犯，战胜的就没有战犯吗”？被判刑不过是“打架打输了”而已。
战败的都有战犯，战胜的就没有战犯吗？
战败的都有战犯，战胜的就没有战犯吗？
历史是成王败寇的历史，永远是战败的一方被审判、被放逐、被白纸黑字唾弃。所以蔡新宗“打架打输了”之说，倒也中肯。
是的，“烈士还是叛徒，荣耀还是耻辱，往往看城里头最高的那栋建筑顶上插的是什么旗子”。
（4）
你听说过“长*春*围*城”吗？辽沈战役中的“长*春*围*城”。
从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五日起，解放军切断长春外援，直到是年十月十九日国军缴械。围城开始时，长春市民人口约五十万，加上无数涌入城内的难民乡亲，总数可能是八十到一百二十万。围城结束时，剩下十七万人。围城的部署中，赫然有一条：“……要使长春成为死城。”结果，奏效，长春的确成了白骨之城。
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读到这样惊心动魄的描述——
全城七百余万平方米建筑，230万平方米被破坏。一切木质结构部分，大到房架，小到交通标志牌，乃至沥青路面，或用于修筑工事，或充作燃料，而一切可以当做食物的东西，如树皮、树叶之类，都被尽情地送入口中，化作维系呼吸运动的热量。
根据龙应台的说法，“饿死的人数，从十万到六十五万，取其中，就是三十万人，刚好是南京大屠杀被引用的数字”。
因围城死去的乡亲百姓，并不比南京大屠杀少。但是——
为什么长*春*围*城不像南京大屠杀一样有无数发表的学术报告、广为流传的口述历史、一年一度的媒体报导、大大小小纪念碑的竖立、庞大宏伟的纪念馆的落成，以及各方政治领袖的不断献花、小学生列队的敬礼、镁光灯下的市民默哀或纪念钟声的年年敲响？
为什么长春这个城市不像列宁格勒一样，成为国际知名的历史城市，不断地被写成小说、不断地被改编为剧本、被好莱坞拍成电影、被独立导演拍成纪录片，在各国的公共频道上播映，以至于纽约、莫斯科、墨尔本的小学生都知道长春的地名和历史？三十万人以战争之名被活活饿死，为什么长春在外，不像列宁格勒那么有名，在内，不像南京一样受重视？
其实，龙应台发现，就连“长春人自己都不知道这段历史了”。
在对辽沈战役“伟大胜利”的历史叙述中，长*春*围*城的惨烈死难，完全不被提及。这场“胜利”，在我们的教科书中，被称为“兵不血刃”的光荣解放。
我们，又怎么会听说过呢？何况就连长春人都没听说过。
兵不血刃，但，生灵涂炭。
真的——
战争，有“胜利者”吗？
p.s.（1）想读《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朋友，肯定有办法读得到，无论是纸质版还是电子版；（2）没有youtube，大家可以到gfwtube这个地方去搜索“大江大海”的相关视频。（3）推荐阅读梁文道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听过这个讲法吗？
一个台湾女人，比得上两个香港女人；而一个上海女人，又比得上两个台湾女人。
这个「比得上」，比的不是外貌、身材、见识、智慧、性格……而是应付男人的手段。
再直接点说，如果大家同时抢一个男人，香港女人的战斗力，只有台湾女人的一半、上海女人的四分一。噢！
这一点，我们其实心知肚明。但身为港女，一提到「手段」二字，彷佛亵渎了我们的高贵。
然而形势比人强，亲爱的姐妹们，我们不换脑筋不行了。
周融的新书《男人手到拿来》，据说在书展中卖出了过万本（比娜姐周秀娜当然差些少；这个我们理解）。我好奇买了一本来瞧瞧，觉得这是香港版的Act like a Lady, Think like a Man，值得向女生们推荐。
此书对那些自命聪明过人、眼高于顶、声称「宁不嫁也勿乱嫁」、最少念了七年女校的港女来说（即像我这种），更是非看不可。
我一位毕业于名校、又漂亮又聪明又嫁得好的女友甚至说：
It’s useful like a car manual. I considered buying it for several of my girl friends…
我们推荐这本书，并非认同周融先生「嫁个有钱人」那套论调，而是我们深深了解，在情场角力上，香港女人实在太吃亏了！
你不一定需要按照书上的指示制定什么「猎男」攻略，但至少，你要有一套防守准备──谁知道敌人什么时候找上门啊？
祖师奶奶张爱玲早有明训：同行如敌国，而天下的女人都是同行！两岸三地里，就数我们香港女生最天真最无心计，所以我们尽管不去惹别人，也万不可被人家欺负，最好懂一点「手段」傍身。套周融的话说：
“「手段」有如你存在银行户口的财富。有足够财富的话，想用时、有需要时便可立即动用。不识手段者，当有迫切需要时，就等同银行户口中空无一物，想做也做不来。”
要将男人手到拿来，有三个阶段：首先你必须了解男人、其次你得找个下手对象、最后你要付诸实行。我对第二、第三部份的兴趣不大，想向大家推荐的只是第一部份：了解男人。
在女校长大的我们，对男人有太多误解与不切实际的幻想。其实男人好简单，比如说：
男人真的好好色。
书中有这么一段：
Q：男人希望相识女人多久才发生性行为？
A：最理想是马上！更正，昨夜才对。
是的，肩负传宗接代重任的雄性生物，无时无刻不在想这个问题。一个男人如果对你没性幻想，对不起，他真的对你没兴趣，你还是另觅对象好了。
但你要分清楚：好色不等于急色。急色的男人，图的只是一时之快，也不见得想和你来真的，你必须避之则吉。而好色又愿意付出代价的男人，至少是想和你认真的，所以你不要老把别人当色魔办，否则他若屡试屡败，久而久之只得放弃你。
性对一段关系重要吗？周融这样讲：
“男女亲密关系中，「性」其实是燃料。当男和女坐上一部感情的车，希望由出发点去到结婚这终点，缺乏了性，便好像汽车没有电油，推一段短短的路程还可以，但最终怎能到达终点？”
据说不少香港女性都对性不大感兴趣，并「认为」得到伴侣体谅。我一位朋友的朋友说，她和男友已两年「没干那回事了」，满不在乎。
我相信一出悲剧正在上演。
不管周融，抑或Act Like A Lady, Think Like A Man的作者，都不约而同地说：得不到满足的男人，一定会（或尝试）外出觅食，他只是没让你知道而已。
性不是污秽的。与心爱的伴侣灵欲合一，是何其美妙的事，姐妹们勿太狷介了。
（我不是色情狂。如今冒着被母亲大人赶出家门的危险引述这段话，是因为太明白在女校成长的我们，在这方面，如何比大中华任何一个地区的女子蚀底）
此外，男人也是除非万不得已，否则不想改变现状的人。假设你和他一起后，才发现他仍和前任藕断丝连，你必须清清楚楚地说不（unless you don’t mind it），并且逼他立即行动。你若让着他，他必然拖得一天是一天。
关于男人，还有一些你需要知道的地方，如：
不要妒忌周秀娜。
因为，
“第一，男人是什么女人都会看的。第二，任何在电视、报纸或杂志上出现的女人，对一般男人来说，都只是另一个做做梦的对象罢了。这和男人口口声声说喜欢法拉利没有分别，那毕竟只是一个梦想而已。”
又，面对诱惑时，男人到底在想什么？
周融说，男人只在想一件事：值不值得犯险（即opportunity cost有多高）。当他认为「值得」后（即：对方吸引力太大、彼此强烈过电、被揭发的机会不高、后果承受得起），余下已用不上脑袋了（唯一例外的是思考偷食时如何不被揭发）。
有人形容，见多识广兼风流倜傥的周融写这本书，是「出卖兄弟」之所为。
也有人说，这是本把女人教坏的书。
我的看法是，香港的两性关系之所以如此糟糕，是因为我们女生对男人有太多误解。这本书最好成为女校的通识科教材，并且规定女生合格才可毕业，免将来成为一名失败的港女。
看毕全书，末章有一句话最得我心：
“行走江湖，做个女猎人，只有两个结果：你打猎成功，抬着猎物回家；或你失败，空手而回。千万不要学男人，一年到晚都是谈着那条逃脱了的大鱼。”
这句话有两层意思。第一，女人要拿得起放得下，不要怕失败──套Jim Rogers告诫宝贝女儿的名言：男人需要你，远比你需要男人多得多。
第二，感情的事，还是多点随缘，少些勉强好，真的让你使尽手段，把一个男人抢过来又如何？他还不是「一年到晚都是谈着那条逃脱了的大鱼」？
也是张爱玲的名言：「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你得不到他，但终其一生，你都是他心上的朱砂痣，岂不比家中那早令他生厌的饭粘子好？
搬运自LEONA的BLOG“这只手虽然小”（打不开的话点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