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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月 31, 2010

震撼富士康：宿舍劳动体制

发布在: 世说新语, 考工记

生产模式与劳工状况的矛盾，在一个由企业自行管理的42万人的“国度”中，被放大和激化。这一切，已经超乎了概念设计者郭台铭的想象。
事实上，郭在十多年前携着台湾的经营经验进入中国大陆市场，已不可能完全复制带有社会使命感的台湾代工文化。
台湾经研院副院长龚明鑫在其2008年发表的《台湾经济的奇迹与挑战》一文中写道，“台湾的产业转型过程中，以中小型企业为主，厂房并不大，工人们的关系是紧密如一家人的。加上台湾小，即使到加工出口区上班，周末还是能够回家，甚至像我的母亲，也是天天通勤的，并不像大陆的状况。”
也因此，台湾大学社会系教授陈东升指出，台湾腾飞依赖的不是大型的外来企业。工人除了赚钱，还会有一种为台湾打拼的使命感。
今天的富士康，完全不是这样的境况。在这个外来企业驻扎的超大园区，42万青年人生活在一起，却并没有正常的生活。他们共同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彼此疏离。几乎所有接受采访的在职和离职员工都提到：没有朋友。言语间有着与年龄不符的沉重感。
或许，这不应全归罪于富士康。个体的原子化以及人际关系的疏离，是每一个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无法避免的命题。但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看来，“中国的工厂管理制度将这种原子化推向了极致”。
当前的用工制度，并未把这些有着农村户口的年轻人看作真正的新生代工人。“政府没有向他们提供得以在城市扎根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工厂也未向其支付可以在城市生活、发展的合理工资。他们来到城市，只有生产，而没有生活。”
卢晖临介绍说，正是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产生了宿舍劳动制度。这是进入中国市场的富士康最自然的选择。
严格意义上，“宿舍体制是一种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临时性的安排。一天劳作完，第二天再继续。工作之外无法开展生活，生产和再生产相分离。真正的再生产要在多年后回到农村去才能进行。” 卢晖临说。
卢晖临表示，这样一种制度安排下，生产效率提高了，生产成本得以降低，企业不需要向员工支付维持其生活的福利。但这种制度，最终将劳动者推向了一种只有工作，没有生活、没有家庭、也没有社区的生存困境之中。
当然，在很多方面，富士康也对宿舍劳动制度做了一些“改进”。
5月26日，进入龙华园区的本刊记者来到 “JQ”（即“街区”）宿舍区，只见两栋14层的银红相间的新楼与三栋旧楼，合围成一个半圆状，中间是一个小花园和一个露天的游泳池。楼间距宽敞，颇有一般公寓小区的态势。
这里居住着4998名员工，两栋新宿舍楼的最下面三层是商铺，标有J9的宿舍楼下设有图书馆，并且每个宿舍楼都有小型的阅览室、乒乓球室、电视机房，供员工消遣。园区里有银行，有医院，社区设施一应俱全。
尽管如此，长期研究中国劳工问题的香港理工大学副教授潘毅指出，宿舍劳动制度的本质，是完全由资本来提供生活空间，“而资本不可能满足一个完整的人的所有诉求”。因为宿舍制度，根本上是配合生产方式运行的。
追求最高效率的工业设计，使工作占据了工人最大量的精力和时间。细分的工种和倒班制度，让工人们无暇交流。富士康工会副主席陈宏方说，在近期开展心理辅导讲座时，工会发现，绝大部分工人说不全自己宿舍室友的名字。
社会资源研究所所长李志艳说，在住宿困难的大城市，企业能够提供宿舍，并不是坏事，但关键是怎样为这种住宿体制建立好的沟通网络。
富士康也不算无所作为，园区内新设有员工关爱中心，还有3000多个“相亲相爱组”，每50人形成一个关爱网络的计划。此外，企业将培训1000名心理辅导师，进行必要的心理干预。不过，一位在代工厂担任义工的网友撰文指出，“心理辅导师这种角色在打工者的世界里是多余的，更不用说台湾来的或学院派的心理辅导师。”
这位网友说，由企业建立关爱中心，很难起到预想的效果。“没有员工能够毫无顾虑地在企业的关爱中心里埋怨、投诉”。潘毅强调，独立的关爱中心，才有可能真正赢得工友的信任。
然而，在严格的企业管理下，外界的组织难以走进工厂大门。“连工人都接触不到，很难开展活动。”对于处于严格军事化管理下的富士康，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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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模式与劳工状况的矛盾，在一个由企业自行管理的42万人的“国度”中，被放大和激化。这一切，已经超乎了概念设计者郭台铭的想象。

事实上，郭在十多年前携着台湾的经营经验进入中国大陆市场，已不可能完全复制带有社会使命感的台湾代工文化。

台湾经研院副院长龚明鑫在其2008年发表的《台湾经济的奇迹与挑战》一文中写道，“台湾的产业转型过程中，以中小型企业为主，厂房并不大，工人们的关系是紧密如一家人的。加上台湾小，即使到加工出口区上班，周末还是能够回家，甚至像我的母亲，也是天天通勤的，并不像大陆的状况。”

也因此，台湾大学社会系教授陈东升指出，台湾腾飞依赖的不是大型的外来企业。工人除了赚钱，还会有一种为台湾打拼的使命感。

今天的富士康，完全不是这样的境况。在这个外来企业驻扎的超大园区，42万青年人生活在一起，却并没有正常的生活。他们共同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彼此疏离。几乎所有接受采访的在职和离职员工都提到：没有朋友。言语间有着与年龄不符的沉重感。

或许，这不应全归罪于富士康。个体的原子化以及人际关系的疏离，是每一个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无法避免的命题。但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看来，“中国的工厂管理制度将这种原子化推向了极致”。

当前的用工制度，并未把这些有着农村户口的年轻人看作真正的新生代工人。“政府没有向他们提供得以在城市扎根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工厂也未向其支付可以在城市生活、发展的合理工资。他们来到城市，只有生产，而没有生活。”

卢晖临介绍说，正是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产生了宿舍劳动制度。这是进入中国市场的富士康最自然的选择。

严格意义上，“宿舍体制是一种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临时性的安排。一天劳作完，第二天再继续。工作之外无法开展生活，生产和再生产相分离。真正的再生产要在多年后回到农村去才能进行。” 卢晖临说。

卢晖临表示，这样一种制度安排下，生产效率提高了，生产成本得以降低，企业不需要向员工支付维持其生活的福利。但这种制度，最终将劳动者推向了一种只有工作，没有生活、没有家庭、也没有社区的生存困境之中。

当然，在很多方面，富士康也对宿舍劳动制度做了一些“改进”。

5月26日，进入龙华园区的本刊记者来到 “JQ”（即“街区”）宿舍区，只见两栋14层的银红相间的新楼与三栋旧楼，合围成一个半圆状，中间是一个小花园和一个露天的游泳池。楼间距宽敞，颇有一般公寓小区的态势。

这里居住着4998名员工，两栋新宿舍楼的最下面三层是商铺，标有J9的宿舍楼下设有图书馆，并且每个宿舍楼都有小型的阅览室、乒乓球室、电视机房，供员工消遣。园区里有银行，有医院，社区设施一应俱全。

尽管如此，长期研究中国劳工问题的香港理工大学副教授潘毅指出，宿舍劳动制度的本质，是完全由资本来提供生活空间，“而资本不可能满足一个完整的人的所有诉求”。因为宿舍制度，根本上是配合生产方式运行的。

追求最高效率的工业设计，使工作占据了工人最大量的精力和时间。细分的工种和倒班制度，让工人们无暇交流。富士康工会副主席陈宏方说，在近期开展心理辅导讲座时，工会发现，绝大部分工人说不全自己宿舍室友的名字。

社会资源研究所所长李志艳说，在住宿困难的大城市，企业能够提供宿舍，并不是坏事，但关键是怎样为这种住宿体制建立好的沟通网络。

富士康也不算无所作为，园区内新设有员工关爱中心，还有3000多个“相亲相爱组”，每50人形成一个关爱网络的计划。此外，企业将培训1000名心理辅导师，进行必要的心理干预。不过，一位在代工厂担任义工的网友撰文指出，“心理辅导师这种角色在打工者的世界里是多余的，更不用说台湾来的或学院派的心理辅导师。”

这位网友说，由企业建立关爱中心，很难起到预想的效果。“没有员工能够毫无顾虑地在企业的关爱中心里埋怨、投诉”。潘毅强调，独立的关爱中心，才有可能真正赢得工友的信任。

然而，在严格的企业管理下，外界的组织难以走进工厂大门。“连工人都接触不到，很难开展活动。”对于处于严格军事化管理下的富士康，尤其如此。

节选自《新世纪》周刊 2010年第22期 pp.24-26

记者 赵何娟 兰方 郭惟地 王嘉鹏 特派台北记者 唐家婕

延伸阅读——

宿舍劳动体制：劳动控制与抗争的另类空间（html） 〔任焰 潘毅〕

作为一种另类的社会空间形态，宿舍劳动体制随着全球化生产的去地域化而在现代中国出现，它既是一种新型的劳动管理方式，同时也是劳动团结与抗争以及新型劳动关系出现的平台。我们的结论是，劳动控制与抗争的辩证关系在工厂的宿舍空间中被充分地呈现出来，资本与劳动双方都在有意识地通过对这个空间的控制来强化各自的权力。在宿舍劳动体制中，居住与劳动的高度聚集使得工人有可能发展出集体性的资源，并有助于动员工人向工厂管理者发动集体性挑战。

跨国劳动过程的空间政治： 全球化时代的宿舍劳动体制（pdf）〔任焰 潘毅〕

宿舍劳动体制是全球资本的经济逻辑与国家制度的政治逻辑共同作用之下所产生的一种独特而具体的生产空间形态。这一生产体制在跨国劳动过程中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意义亟待着更加深入而系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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