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森·天下

生产模式与劳工状况的矛盾，在一个由企业自行管理的42万人的“国度”中，被放大和激化。这一切，已经超乎了概念设计者郭台铭的想象。

事实上，郭在十多年前携着台湾的经营经验进入中国大陆市场，已不可能完全复制带有社会使命感的台湾代工文化。

台湾经研院副院长龚明鑫在其2008年发表的《台湾经济的奇迹与挑战》一文中写道，“台湾的产业转型过程中，以中小型企业为主，厂房并不大，工人们的关系是紧密如一家人的。加上台湾小，即使到加工出口区上班，周末还是能够回家，甚至像我的母亲，也是天天通勤的，并不像大陆的状况。”

也因此，台湾大学社会系教授陈东升指出，台湾腾飞依赖的不是大型的外来企业。工人除了赚钱，还会有一种为台湾打拼的使命感。

今天的富士康，完全不是这样的境况。在这个外来企业驻扎的超大园区，42万青年人生活在一起，却并没有正常的生活。他们共同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彼此疏离。几乎所有接受采访的在职和离职员工都提到：没有朋友。言语间有着与年龄不符的沉重感。

或许，这不应全归罪于富士康。个体的原子化以及人际关系的疏离，是每一个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无法避免的命题。但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看来，“中国的工厂管理制度将这种原子化推向了极致”。

当前的用工制度，并未把这些有着农村户口的年轻人看作真正的新生代工人。“政府没有向他们提供得以在城市扎根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工厂也未向其支付可以在城市生活、发展的合理工资。他们来到城市，只有生产，而没有生活。”

卢晖临介绍说，正是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产生了宿舍劳动制度。这是进入中国市场的富士康最自然的选择。

严格意义上，“宿舍体制是一种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临时性的安排。一天劳作完，第二天再继续。工作之外无法开展生活，生产和再生产相分离。真正的再生产要在多年后回到农村去才能进行。” 卢晖临说。

卢晖临表示，这样一种制度安排下，生产效率提高了，生产成本得以降低，企业不需要向员工支付维持其生活的福利。但这种制度，最终将劳动者推向了一种只有工作，没有生活、没有家庭、也没有社区的生存困境之中。

当然，在很多方面，富士康也对宿舍劳动制度做了一些“改进”。

5月26日，进入龙华园区的本刊记者来到 “JQ”（即“街区”）宿舍区，只见两栋14层的银红相间的新楼与三栋旧楼，合围成一个半圆状，中间是一个小花园和一个露天的游泳池。楼间距宽敞，颇有一般公寓小区的态势。

这里居住着4998名员工，两栋新宿舍楼的最下面三层是商铺，标有J9的宿舍楼下设有图书馆，并且每个宿舍楼都有小型的阅览室、乒乓球室、电视机房，供员工消遣。园区里有银行，有医院，社区设施一应俱全。

尽管如此，长期研究中国劳工问题的香港理工大学副教授潘毅指出，宿舍劳动制度的本质，是完全由资本来提供生活空间，“而资本不可能满足一个完整的人的所有诉求”。因为宿舍制度，根本上是配合生产方式运行的。

追求最高效率的工业设计，使工作占据了工人最大量的精力和时间。细分的工种和倒班制度，让工人们无暇交流。富士康工会副主席陈宏方说，在近期开展心理辅导讲座时，工会发现，绝大部分工人说不全自己宿舍室友的名字。

社会资源研究所所长李志艳说，在住宿困难的大城市，企业能够提供宿舍，并不是坏事，但关键是怎样为这种住宿体制建立好的沟通网络。

富士康也不算无所作为，园区内新设有员工关爱中心，还有3000多个“相亲相爱组”，每50人形成一个关爱网络的计划。此外，企业将培训1000名心理辅导师，进行必要的心理干预。不过，一位在代工厂担任义工的网友撰文指出，“心理辅导师这种角色在打工者的世界里是多余的，更不用说台湾来的或学院派的心理辅导师。”

这位网友说，由企业建立关爱中心，很难起到预想的效果。“没有员工能够毫无顾虑地在企业的关爱中心里埋怨、投诉”。潘毅强调，独立的关爱中心，才有可能真正赢得工友的信任。

然而，在严格的企业管理下，外界的组织难以走进工厂大门。“连工人都接触不到，很难开展活动。”对于处于严格军事化管理下的富士康，尤其如此。

节选自《新世纪》周刊 2010年第22期 pp.24-26

记者 赵何娟 兰方 郭惟地 王嘉鹏 特派台北记者 唐家婕

延伸阅读——

宿舍劳动体制：劳动控制与抗争的另类空间（html） 〔任焰 潘毅〕

作为一种另类的社会空间形态，宿舍劳动体制随着全球化生产的去地域化而在现代中国出现，它既是一种新型的劳动管理方式，同时也是劳动团结与抗争以及新型劳动关系出现的平台。我们的结论是，劳动控制与抗争的辩证关系在工厂的宿舍空间中被充分地呈现出来，资本与劳动双方都在有意识地通过对这个空间的控制来强化各自的权力。在宿舍劳动体制中，居住与劳动的高度聚集使得工人有可能发展出集体性的资源，并有助于动员工人向工厂管理者发动集体性挑战。

跨国劳动过程的空间政治： 全球化时代的宿舍劳动体制（pdf）〔任焰 潘毅〕

宿舍劳动体制是全球资本的经济逻辑与国家制度的政治逻辑共同作用之下所产生的一种独特而具体的生产空间形态。这一生产体制在跨国劳动过程中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意义亟待着更加深入而系统的研究。

“岁月神偷”，字面上令我联想到朱自清的《匆匆》，那对往日时光的缅怀与慨叹，“我不禁心头涔涔而泪潸潸了”。《岁月神偷》是又一种“伤逝”吗，谁的岁月被神偷了？无助而哀伤，哀伤而无助。

“月满轩尼诗”就浪漫多了，“月满”即是“人圆”，又有诗一般的故事与情怀。所以第一次去百老汇（在此）看粤语原声电影，我选了“圆满”的《月满轩尼诗》，第二次才是“残缺”的《岁月神偷》。

不过，原来，轩尼诗只是一条街的名字。这不免令人失望。在引人遐想的名字底下，这老街满载着升斗市民的日出日落、家长里短，以及宅男剩女的酸，与甜。设想把轩尼诗改成别的街名会是怎样。月满长安街、月满航安路、月满三里屯，或者政治气十足，或者平淡无奇，或者风月无边。要点能在“月满”么。

《月满轩尼诗》不失为一部很有感觉的港片。所谓感觉，按影评人的说法，是“浓浓的港味”吧。至于什么是港味，是不是把香港的老旧街道、寻常巷陌呈现出来就是港味，不是很了了。没在香港生活过，不知其味。用自己的话说，我应该是喜欢它那种真实的生活气息，喜欢里面真实生动的阿来与爱莲。这是很亲切、看着很舒服的电影——这就很够了。

说起来，张学友最近在电影里的角色我都挺受落的，这个阿来、《全城热恋》里的司机，以及还没来得及看的《七十二家租客》里的那个谁。而汤唯更是影片的看点所在——不同于《色·戒》里我们只是想看她的点。她清秀倔强，又不失调皮，惹人疼爱——她怎么会是“剩女”呢，男人们算是瞎了他的狗眼。另外，从这篇写汤唯被封杀后在英国的生活的文章，我发现银幕外的汤唯原来也是很惹人喜欢的。

如果说《月满轩尼诗》是酸酸甜甜的爱情故事，那么《岁月神偷》是甜酸苦辣的家史。当然，罗启锐导演说那是他的真实故事，也是一代香港人的故事。我又不是任何一代的香港人，不会在意也不能意会。

我只是喜欢看到捣蛋调皮的罗进二，顶个金鱼缸、被罚面壁报时，好可乐，但是他想吃光整盒双黄莲蓉月饼，又有点令人不忍、令人辛酸。他被罚抄，用两支笔左右开弓。妈妈说他：又学左右开弓，小心以后撒尿分叉！他处在一个“被吓大”的年龄。看到他，好像自己也变小了。

上进青年罗进一和芳菲的爱恋，热带鱼为媒并作证，从单纯到不单纯，又回归单纯，甜甜的又有点涩。鱼的记忆只有3秒，永远不记得刚刚游过的地方。但，有些东西一辈子都会记得。诸如此类，虚无飘渺又让人听了还想再听的情话。

罗爸爸和罗妈妈的恩爱，简直叫人妒忌到看不下去。罗爸爸为罗妈妈特制的皮鞋，有让鸡眼透气的小孔；罗妈妈穿上就很满足，“一脚难、一脚佳，一脚难、一脚佳……”。

一切的圆满、美好，都不过是为残缺做铺垫。帅气的罗进一被岁月偷走了，让所有爱他的人措手不及。罗爸爸头发都白了，罗妈妈一直“撑住”，说：做人，总要信。“做人总要信”应该是“一代人”的信念所在吧。

他的岁月被神偷了。完全满足那个谁下的悲剧的定义：把美好的东西撕碎给人们看。

说起来其实是无甚新意的故事，但是里面的人都演得太好了，你就是会不知不觉被感动。罗家全部入围金像奖——任达华圆了影帝梦、李治廷荣膺最佳新人，他们一家的演技，真不是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