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书的作者杨继绳，曾任中国新华社高级记者和编辑三十五年。书名《墓碑》，副标题“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记实”，上下两卷共1100页，香港天地出版社发行。
在正文之前，我得先说一下为什么我如此重视《墓碑》。1988年，我在哈佛大学作Roderick MacFarquhar（马若德）的助教，协助他——西方世界研究中国“文革”的头号学者——教“中国文化大革命”一课，他也是全世界第一个在西方主要学府里专为“文革”开课的人。迄今，这门已开了整整二十年的课，成了哈佛富有盛名的传统课程。他强调“大跃进”的失败是促发“文革”最大的因素。这段助教经历让我对这方面的研究专著一直很关注。后来，我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时，也给研究生讲过这方面的内容。
现在言归正传，谈谈这本值得尊敬的书。西方学术界通常对中文学术著作不太关注，然而，这本书却不同。它的首次发行是今年5月，但在书上市前，出版的消息已在西方学者圈中传开了。实际上，我首先是从英文渠道得知此事。此书在香港一上市，西方的好几家大报刊即用严肃书评予以反应。迄今我至少看到三篇书评了，对它评价极高。
尽管我刚回香港，诸事繁忙，但十几天来，一直在看这本书，看得非常慢、非常吃力。我之所以要在FT“三十年回顾”专栏中谈这本书，是因为它是我20年来所读到的那么多研究“大跃进”的著述（既包括中文也包括英文）中，最全面、最实证、有最多第一手资料和最多细节的一部杰作。尽管二十年来，我一直关注这方面的资料，但这部书依然让我吃惊——有些细节我都看不下去，时常要放下来，喘一口气，因为里面的内容太沉重了。
我相信，这本书在学界的影响将会愈加显著。作者从一九九Ｏ年代初就投入精力做研究，成书至少是花了十五年的时间。作者以前是新华社高级记者，有在全国采访的机会，他搜集的资料的扎实程度，在我所见过的这方面的著作中，无与伦比。据作者自己介绍，在写这部书前，他也曾读过相当多的翻译自外国学者、海外华人写的相关著作。他的感觉是：这些研究者远离中国，又无法看到中国档案馆的内部资料，所以他读这些海外研究成果时，总有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那些作者无法像他到处调查，更不具有能在大饥荒最严重的地区进行全面调研的时间和条件。因此，杨继绳虽未经过社会科学的系统训练，但他的方法却符合现代社会科学基本的要求。
作者一九六Ｏ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基础扎实。该书对资料的整理、对数据的比较，非常细致。在长达十几年的研究期间，作者在全国饥荒最严重的几个省，包括西北、西南、华北、华东、东北、华南等地的省区收集了大量资料，并面对面地采访了100多名当事人。他收集的资料多达千万字，仅访谈当事人的记录就厚厚的十多本。因此，书中提供的那些细节，让你看起来非常累，每页上的数据都是大串大串的。
杨继绳在研究中，还比较了几个外国学者对中国大饥荒的重要研究成果。第一个是美国的资深人口学家班久蒂（Judith Bannister），第二个是美国的人口学教授安斯利·科尔（Ansley Coale），第三位是法国人口学研究所的所长卡洛（Gerard Calot）。这三位国际学者都是从中国三年饥荒期间的人口变化，来推算那段时间中国非正常死亡的人数。
三位学者的统计均是从1958年底开始，一直算到1961年的上半年。班久蒂研究统计的死亡人数是2987.1万人；科尔的研究算出的死亡人数是2481万人；卡洛研究算出的是2850.9万人。杨继绳对这三位学者的研究做了仔细的比较，在此基础上，又比较了中国国内三位学者金辉、王维志、曹树基的研究成果。
金和王的研究成果我以前所读很少，而曹的《大饥荒——1959至1961年的中国人口》那部书在国际上非常有名。曹目前就在香港科大做访问学者，他的方法是非常独特的，以清代中国“府”的历史人口资料为基准，测算大跃进期间的饿死人数。
三位中国学者的研究方法及专业背景不一样，王是做统计学的，曹是做历史人口学的，但三人得出的数字比较接近，即死亡人数在3250万-3500万之间。杨继绳认为，他们在计算时，没有把在饥荒最严重阶段的之前和之后，即1958年底之前和1961年之后的死亡人数包括进去。所以，他的研究把这两个数据也包括进去了，因此结论是近4年中，中国总共饿死的人应该在3500万-3700万人之间；在这部书中，杨取的是中间数3600万。
这些数字非常重要，因为中国这场大饥荒中死亡的人数，不但在中国史无前例，而且在全人类文书记载上都是空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裔学者森（Amartya Sen），曾把中国的大饥荒死亡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指出这大大超过了印度40年里所有饥荒加起来的死亡总数。森的结论很有名：中国如此规模的大饥荒能延续那么长时间，绝不可能是天灾造成的，只会是制度性和政策性的原因。回顾世界近代以来的饥荒史可以发现，在任何一个独立、民主、拥有相对新闻自由的国家里，从未发生过长时期的大饥荒，因为信息自由可以促使政府尽快反应，采取措施。所以森强调，导致中国大饥荒死亡数千万人的根本原因，是错误的政策被延续了三年以上，在此过程中没有得到及时纠正，因为没有议会，没有新闻自由，没有选举，正是因为缺少了对执政者的制衡，才能使错误政策尽管每年导致上千万人死亡，也仍然强制推行下去。森在《发展与自由》中论证，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没有基本的自由，包括信息自由、普通百姓参与的自由、言论的自由，那么这个发展的过程一定会被扭曲，一定不会产生对普通民众和社会基层生活状况持续改善的效果。
从某种意义上讲，杨继绳1100页密密麻麻的研究成果，是以详细的数据资料论证了森从经济学上得出的结论。杨书中用的那么多细节，超出我的想象，尽管在这方面我以前看了相当多资料，然而读这部书，常常目瞪口呆。
举个例子。以前人们总认为死人是从1959-1960年大跃进进入高峰时才开始，杨继绳调查发现，其实从1958年下半年起，就有饿死人的现象，也有人试图反映。但这种反映往往到了地区一级就被压下去了。杨在书中详细描述了好几个重点省——河南、安徽、四川、甘肃等，12个省。饿死人现象，第一波最狠的是从河南开始。
饥荒蔓延，甚至连“粮仓”江苏，也有部分地区饿死人。杨继绳还跑了山西、广西，福建等省的几个地区，发现饥荒在这些省区也有。饿死人，河南信阳是一个典型，因为这里是“大办人民公社”的样板地区。据统计，信阳仅在1958—1959年期间，饿死人按当地公安局的口径是40万人。后来的调查证实，实际上当地掌握的数据超过了100万人。多数干部不敢讲，而敢于向上反映问题的基层干部被省委书记吴芝圃等上级打成右倾分子，受到批斗。杨继绳采访过一对反复遭打压的信阳干部，张树藩夫妇，都是为了反映这个问题受到严重迫害。今天张树藩已去世，夫人李瑞英还健在。接受杨采访时，她提到一个细节，那时信阳路边常看见饿死的人，基层还上报死人尸体被吃掉的事件。这些细节让人看了受不了——哪一个村子大概被吃了多少人，谁吃谁，包括吃路边人的尸体，吃自己家的死人，甚至包括自己家把自己家的小孩杀死吃掉。
这种惨状叫人受不了，张树藩的夫人也算是一个老革命了，她以前的一个老战友是李雪峰，华北局书记。她曾试图通过李向上反映，但信件还是被立刻退回来，因为李不敢。
为什么不敢？因为大跃进是毛泽东亲自定下来的。直到后来死人的情况实在太普遍了，真实情况陆陆续续报告到了上面。这些报告，杨继绳做了详细记录，是哪天写的，哪天文件递到了哪一级，比如说监察部门把报告递到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手里，习递到周恩来手里，然后递到最高层毛泽东手里。可是报告到了最高层后，最高层把饿死人看成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九个指头”是伟大成就，饿死人是一个指头的“枝节问题”。在这之前不久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因为批评毛的大跃进政策，已经被打倒。
杨继绳写的信阳因饥荒人吃人的场面令人发指，我所看过的任何一部电影也没有这样的残酷。在死人最多的三个县，光山、淮滨，商城，他在这些地方找到当年要么自己家吃过人，或者是被人吃了，要么见过别人吃人的场景目击者。而且，这些细节不止来自一处。在安徽亳县，杨也找到了，包括什么村，哪一家这些细节。亳县全县饿死人超过20万，因为饥荒太严重，以至于有人把人肉煮熟后，还发生了抢人肉吃的场面。这是1960年春荒最严重时发生的，亳县的五马公社，十九里公社，黑桃林，还有城父公社，都是有时间、有地点，有详细资料——这样的细节在书中有上百页。
我以前知道的都是片断的，我的安徽家乡也有类似的事，小时候呆过的一个村子原有一百二十多人，饥荒后剩下来六十多人，死了近一半。村里的老人跟我们讲过死人的惨状，也提到有人因为吃了亲人的尸体后，精神上受不了而发疯了。
这部书建立在全面详细的考察研究的基础之上，令人震撼的，还不仅仅是那些恐怖的细节，更震撼的是，他对这个人间悲剧的深刻发掘。我相信，如果大经济学家森要是懂中文，看到这部书后，一定会写出一篇更有力量、从制度角度来探讨饥荒的论文。
杨继绳披露的一些数据令人深思。在一九五九—一九六Ｏ年期间，发生那样范围的大饥荒，并不是因为当时政府手中没有粮食。杨查了当时粮食部的资料，在饿死人最多的12个月期间（从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粮食部1959年11月的数据，当时库存粮最高达到887亿斤。即使在1960年4月，饥荒最严重时，当时中国粮库里也还有403亿斤粮。但这期间并没有将库存粮拿出来大规模救灾。开仓放粮，在中国历史上是最常用的救荒手段。但在毛时代，没有这样做。杨继绳计算，1960年4月，全国库存粮400多亿斤，按照当时的标准，相当于1亿4千万人一年的口粮。如果拿出一半救灾，也不会那样饿死人。你可见当时的政治体制是多么的僵化和严酷。
书中开列了所有大饥荒时期的征粮数字——明明产量没那么高，一经浮夸后，征粮的数字就要大大提高。在大饥荒全面爆发的1959—1960年期间，不但没有从粮库里拿粮食出来进行全面救灾，反而多征粮，多征了68亿斤——因为层层高压，层层浮夸。
书中还记载了中国高层在那期间的争论。杨继绳采访了毛泽东当年的秘书，还有别的一些老干部。彭德怀和毛都是湖南人，都回去做了调研，彭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中有一段，他说主席家乡的韶山在1958年报的增产数，实际上没那么多——我了解只增产了16%，我问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他说只增产了14%。韶山因为是毛主席的家乡，国家给了不少的帮助和贷款，主席自己也去过这个公社，彭德怀原话说，“我曾经问主席，你了解得怎么样，他说没有谈这件事，我看他们谈过”。彭认为毛不实事求是。
彭在庐山会议上这样讲，并非没有受到过鼓励，鼓励就是来自毛本人。在1959年3-4月份的上海会议上，毛大讲海瑞精神，而且把明史的《海瑞传》送给了彭，要彭向海瑞学习，敢于对皇帝直言不讳。然而4个月后，彭对毛像海瑞一样讲实话时，却受到无情的打击。几年后发动“文革”，就是以毛的“彭德怀也是海瑞”的“最高指示”为导火线的。
我从来没有写过任何书评，因为没有时间。可今天，在回顾中国改革发起30年的时候，我却要破例写一次——因为《墓碑》太有价值、太有意义了，至少有三重意义。
第一，30年前的改革最早就是从安徽凤阳开始的。凤阳采取的办法，就是分田单干，它受到万里、胡耀邦、赵紫阳等人的大力支持。这个办法在三年大饥荒时已经出现，救活了不少灾民，而且就是因为安徽的做法当时反映上去了，总结这个经验时，一位中层干部讲了一句话，“哎呀，不管是黑猫白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不管是什么办法，只要把肚子吃饱就行。后来这句话就成了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名言，因为邓小平在1962年时引用过这个话。如果不了解当年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体制给中国带来的史无前例的经济灾难的话，我们就没办法理解改革开放对中国复活的重要性。
杨继绳的书，正是中国必须要从毛体制走出来才能有活路的最有力的说明。
第二，这部书显示出了作者伟大的勇气和对自己的人民、民族、国家的忠诚。杨为什么把书起名为《墓碑》？他讲了四层含义，第一是他父亲也是饿死的，他为父亲立一座“碑”；第二他是为3600万饿死的中国同胞立“碑”；第三是为造成这场大饥荒的制度立一个“碑”；第四，书写到一半时，他的身体检查患有重病，他发誓必须在死前把书完成，等于是给自己立了一个“碑”。所幸，杨在复查时发现没有那个重病，但他还是对这本书出版所蕴含的政治风险做了充分准备。
今天中国的口号是“以人为本”，但空喊没有用，必须落在实处。而这本巨著用详细资料揭示了，如果一个国家的最高层不是以人为本，不管这个国家多么“伟大”，都不可能给本国民众带来实际好处。试想当年，若稍有一点“以人为本”的精神，只需把粮仓里的粮拿出一部分，就能救活许多灾民。如果在19六十年代，中国不是拼命跃进，而是以民为本的话，绝不会在发生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时，每年还出口粮食——出口粮食换回机器（书的第15章）。
这部书的第三个意义可从纯学术上讲。在人文社科方面，中国学术传统最强的就是史学——因为有了司马迁的传统，中国史学一直博大精深。中国史学几千年来，不乏我刚才提到的伟大的道德勇气。如果我们能对本民族、本国人民的命运抱有真正的尊重和珍惜，中国的史学传统就能在今天的学者手里结出伟大果实——让我们的笔为二十世纪的中国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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