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森·天下 » 2008

《天水围的日与夜》也是一部将镜头对准香港天水围社区的电影，导演许鞍华意欲通过再现天水围两个家庭简单的日常生活，来展示出人性的温情。然而当电影里出现独居婆婆为了省钱，只买十元钱的牛肉，炒出两碟菜心牛肉，一餐作两餐吃；寡妇母亲为了获得免费派送的纸巾，叮嘱儿子步行到很远的便利店购买报纸这些小细节时，我们感受到的，依旧是天水围的叹息与辛酸。

天水围地处偏远的香港新界元朗区，是香港人眼中的“悲情市镇”：虽然该社区只有区区二十七万人口，却是全香港最多内地新移民，最多失业人口，最多低收入贫困人士，最多单亲家庭，最多独居长者和最多青少年问题的社区；同时，这里也是全香港就业机会最少，公共及康乐设施最少，社会服务最少，居民外出交通成本最昂贵的社区。在贫穷、失业、孤独、压力以及社会适应等问题重重影响之下，这里的居民找不到合适的途径宣泄压力，悲观氛围郁积，于是就如同《围•城》的情节一般，发生了一宗又一宗震动整个香港的家庭伦常惨剧。

2007 年10月，一名领取综援的妈妈把自己只有12 岁大的女儿和9 岁的儿子捆手绑脚，不顾哭泣求饶地硬生生从24楼推下，随后自己跳楼，3条生命就此终结。2006 年7 月，3名同是三十余岁的单亲母亲，相约其中一人的家中写下遗书说生无可恋，在屋内烧炭身亡；更悲情的发生于1999年10月，一对夫妇因债台高筑走投无路，于是狠心地捆绑三名八至十二岁的儿子，一家五口烧炭而亡……

这一幕幕血淋淋的悲剧仅仅只是天水围众多不幸中最为凄惨的——当我2002 年在天水围进行新来港人士辅导调查的工作时，就曾经一度为这里表面安宁之下的触目惊心感到绝望。然后6年过后的天水围，贫困人士和新移民家庭的日日哀叹似乎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更加糟糕了，连歌手李克勤都在歌曲《天水•围城》里大声地唱到：“围住了的血汗围住了的跌宕/围住了当初的厚望/越来越渴越来越觉/没能力去闯出沙漠。”

为什么总是天水围？天水围有如“人间沙漠”的悲情，又从何而来？

天水围的前身是一片大鱼塘，自从1898 年英国租借新界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里的村民都过着自给自足的渔农生活。1970年代末，随着香港经济的快速起飞，当时的港英政府决定在新界建造以50万人口为标准的高密度工业市镇，一则舒缓人口压力，二则配合香港经济的整体发展。在港英政府的大力推动之下，天水围周边的鱼塘几年不到就都被填平，取而代之的，是一座生气勃勃的新市镇。

结果天算不如人算，1980年代大陆改革开放，香港制造业北迁珠三角，原本定位为工业市镇的新城，就这么瞬间失去了原有的工业活力，并提前为日后区内就业机会的缺乏埋下了祸根。到了香港回归之后的1998年，受到金融风暴的冲击，全城经济陷入低谷。为了缓解经济压力，当时的行政长官董建华提出每年兴建八万五千个居住单位的“八万五”房屋政策。

按照当时的设想，天水围地区被规划成为供应大量居屋楼房的重要地段，但伴随着金融风暴影响的扩大，大量居屋迫不得已遭到停建，原有单位于是被改建成为接收低收入家庭的公屋。除此之外，那些原本用来建立夹屋，满足夹心阶层（即收入不足以购买私人楼宇，又不合资格申请居屋及公共屋邨的中等阶层市民）住房问题的用地，在“夹心阶层住屋计划”取消后，也被用来建立公屋。一时之间，整个天水围新市镇处处公屋林立，公屋居民的比例高达85%之多，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贫困市镇”。

如果仅仅是物质上的困境，尚可以通过各种政策措施进行硬件上的改善，但精神上的困境却难以在短期内得以消弭。在一本描述天水围家庭主妇的《天水围十二师奶》书中，曾为典型的天水围“师奶”总结出了如下特点：都是大陆新移民，文化知识水平不高，丈夫不是患病，就是在大陆包二奶；一个异乡人带着子女在疏离的社区生活，不仅语言和文化上存在着隔阂，生活上也有诸多不便；最为要命的是，这些来到香港的新移民妇女，当初都是抱着对香港的巨大期许和希望来到这里，但是香港不是天堂，天水围似是人间的凄苦地，心理上的巨大落差，往往又无处找寻帮助，翡翠台的记者就曾尝试着晚上打社工咨询热线，电话转来转去，就是没法找到当值社工。

也许在许鞍华的影像中，天水围依旧充满着温情与希望，但当《蝙蝠侠》、《街头超人》等商业大片在全香港各大小影院日夜轮放的时候，《天水围的日与夜》却仅仅只能够在一家影院上映，并且映期只有六天：现实中的天水围就是如此孤零而少有人瞩目，而这也正是“悲情市镇”真正的悲情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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