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代的名相诸葛亮大名垂世一千八百余年，不仅仅是因为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勤”让人钦服，更重要的是初出茅芦，年方二十七岁的他，以一席“隆中对策”惊艳已南征北战，惯战江湖胡三十年的蜀汉先主刘备，其中的“见、识、谋、断”大格局，替东汉已历数十年的桓、灵两帝恶政，与黄巾之乱烧杀千里的中国局势，找出一个新局面，创造出三国鼎立的历史格局。
不过，因为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太过于脍炙人口，受到小说家天马行空的创意影响，在诸葛功业中，抹煞了鲁肃的重要性——要不是鲁肃也和诸葛孔明有同等见识，三国鼎立之大戏将成独角戏，未必能成。
在当代也是以青年才俊之姿出现的东吴鲁肃，他的见、识、谋、断，其实也是一个绝对不逊于孔明的大决策家。在柴桑初见孙权时，鲁肃同样也提出了和“隆中对”相互呼应的“柴桑对策”。就是因为在南中国同时有这两位才俊，同时提出画天下的决策，导引了历史发展的轨迹。
诸葛亮的隆中对主要的价值就是在于他能够“了解全局、洞察趋势、把握重点”，在陈寿整理在《三国志》中的“隆中对”中，诸葛亮根据天下形势，以“执简御繁”的方式，提出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概念化分析，指出曹操势大，不可与争锋，孙权坐拥江东，已历三世，可以为援而不可图，荆州据汉沔可作根据地，益洲险塞，刘璋谙弱，可取为后方基地。
短短数言，诸葛亮已为发展策略用了“结构性整体思维”通透分析，不但如此，诸葛亮不托空言，隆中对在决策学的意义上，是“明辨问题类型，对应解题策略”，他提出了夺占荆、益两州，以为根据地，通过和西南的少数民族搞好关系，以稳定后方；对内则要革新政治，建设好根据地，蓄积力量；对外联合孙权，孤立曹操，造成天下三分之局，等待时机成熟，刘备出汉中，一上将自荆州北伐，东吴出兵徐州，三面夹击曹操，以期“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的战略目标。从决策学理上分析隆中对的格局，可谓是“见、识、谋、断”兼备了，他从思想上武装了刘备，替一生困顿的刘备找出他在大局中的价值，并以清晰的步骤，替刘备画下了光明前景的蓝图。
同样地，在前两年，因中原动荡避祸江东的鲁肃，在周瑜的引荐下，也和孙权首次见面，一见面也石破天惊地谈出了被历史给忽略掉的“柴桑对策”，鲁肃原是家居中原东城，和罗贯中笔下的忠厚长者大不同的是，鲁肃年轻时鉴于天下大乱，学过“击剑”和“骑射”，鲁肃颇有豪侠之风，他还招聚了一百多名少年，管吃管住，成天在山中“讲武习兵”，周瑜任袁术之居巢长时，曾带数百名士兵路过东城，慕鲁肃之名，前去拜望，并求助一些军粮。当时中原大乱三十余年，农村早已破毁怠尽，曹操曾和吕布鑫兵濮阳因双方粮尽而罢兵九个月，更曾因伐宛城粮绝，而想出“望梅止渴”之计，可见粮草在当时之可贵。
但鲁肃却“性好施与”，他家中时有米两仓库，各储米三千斛，鲁肃慷慨指向米仓任周瑜“自取”，周瑜大喜过望，“益知其奇”，乃交结成好友，后并引鲁肃带领这一百多“轻侠少年”，举家迁到江东曲阿，要投靠孙策。孙策早死，鲁肃因对孙权不了解，又认为孙权年纪太轻，难以成就大事，原本打算北迁回中原，周瑜劝阻，并说孙权是“亲贤贵士”的少年英主，因此有了鲁肃和孙权的柴桑会面。
鲁肃也是和诸葛亮一样，都是通透理解整个局势，并从具体条件出发，替主子出计献策以谋取天下，他和诸葛亮一样，在各自的对策中都提到了曹操，同样把曹操定为制定策略的对立面来加以重视。鲁肃根据曹操击灭袁绍的客观事实，认为“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加上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政治上掌握绝对之优势，认为与曹操“争锋”是一时办不到的，所以鲁肃也和诸葛亮一样，认为孙权应“坐拥江东”，并剿灭江东旁江夏的黄祖，进而进攻荆州刘表，“竟长江所极”，然后“观天下之衅”，待“天下有变”，成王霸之业。
就在共同对抗曹操的决策出发点上，吴、蜀的两大战略家有相同抗曹的战略目标，都以与曹操对抗为最高的使命，力求联手团结，先灭北曹，双方再争天下，因而不但促成了赤壁的孙、刘联手，后来“借荆州”等发展，也都是遵守这两大战略家的最高决策。
可是，这两大决策的最终目标，却终究不能实现，除却北方的曹操终究不能灭除的客观因素外，在东吴、与蜀汉的两大集团中，虽然诸葛亮和鲁肃都位居人臣，但这两位“客卿”出身的决策家，其实并不是真正刘备和孙权的“自己人”，无法贯彻和原既有组织的“沟通变革愿景”的使命，特别是无法达到如科特谈变革所强调之“高层的团队合作”。善策未必能革，鲁肃早逝，诸葛亮则是等到刘备犯下一连串致命错误，国力大失后才掌握全权，只能倾其智力维持国之不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给后世流下一曲悲壮浑厚的颂歌而已。
改革的绩效除了智慧的战略决策外，更需要执行力的贯彻，也就是要透过变革，让组织活化，才能让决策遂行，但诸葛亮与鲁肃在变革途中，同样碰的困境都相同，就是身为一个“外来者”，就算他们的“善策”被领导人一时称许，但往往却是“敬而不用”。
刘备和诸葛亮“隆中对谈”后，和关羽、张飞两位老战友，自己人称：“孤之有孔明，如鱼之有水也”，但两人并未立刻就是“鱼水之欢”，根据《三国志》的『魏略』记载，南阳卧龙岗会面后，刘备即赴新野前线，并未携诸葛亮同行，而是后来曹操南下，刘备败战南退樊城时，诸葛亮始至樊城献策，并一退夏侯淳，刘备才开始重视这一个年少书生，但诸葛亮献策刘备，利用刘表之丧，刘琦、刘综兄弟内乱，趁机夺襄阳以为立身基地时，又不采用，可见刘备三顾茅芦得闻隆中对策，虽十分钦佩，但仍以武侯为纸上谈兵，并没有真正地“赏识”而贯澈执行。
同样的境况也发生在鲁肃与孙权之间，孙权后来曾写信给陆逊，追想当年首见鲁肃，“言及帝业，实一快也”，但他在称帝时，大宴群臣时，追想起创业的周瑜、鲁肃与吕蒙三位早逝英杰时，却把荐举吕蒙的鲁肃排在吕蒙之后，认为鲁肃和蜀汉的结盟，以荆州让刘备立足，“是一短也”，特别是鲁肃多次反对东吴图谋关羽，孙权认为鲁肃是“子敬（鲁肃之字）内不能辨，外为大言耳，孤恕之，不苛责也”。可见，同样在孙权心中，柴桑对策的大计，仅管当场孙权大为赞叹，但内心并未真正同意，晚年还把这件事视为是鲁肃之过失。
从鲁肃与孔明的史实中，可以发现，决策到变革中间，仍有一长段曲折复杂之道路，特别是发人未见的决策，要贯彻到一个组织之中，“解冻”的难度特高。“隆中对”与“柴桑对”，虽因小说家的推崇，拥有极高的称许，但在历史真实中，仅有赤壁一战，在同时面对曹操的强大军力下，刘备、孙权才不得不采用。之后，双方为了争荆州多次交锋，反而让败归北方的曹操，得以实行“屯田”，复兴了农村，用今日的语言就是发展了“综合国力”，让原本兵燹摧残的北方，奠定了厚实的经济基础，再度超越了未经战乱，民生原本富足的江东六郡与蜀汉“天府之国”，终于奠定了后来司马氏一统天下的基础。
正当曹操北归，除了发展综合国力，并一扫东北的公孙渊、乌桓与西北的韩遂、马超之外患时，孔明和鲁肃其实并不太受到刘备与孙权的重视。刘备带了庞统进入蜀汉，并在新收的法正指导下，经过了三年攻成都不下，因兵力之不足，才要张飞和赵云带着孔明西援，形成对成都包围之势。这期间，历史中的孔明其实只是荆州军中的一个高级参谋，协助关羽镇守襄樊。
刘备恐怕更信任的是法正，历史的真实记载中，刘备北上收汉中，诸葛亮完全没有随军北上，他只是在成都，负责协助粮草补给，攻取汉中皆是法正之谋，并非如小说中的孔明运筹帷幄，刘备其实更相信成都的法正一脉，所以当刘备自晋为汉中王时，领衔恭贺的文官为许靖，武将是马超，他们都官居极品，而诸葛亮却仅是“军师将军”，形同一高级参谋而已。
而当关羽败死于荆州，刘备怒攻东吴时，除了赵云曾依“隆中对”精神劝阻刘备外，诸葛亮其实并无一言劝解，等到刘备兵败，殁于白帝城之后，诸葛亮才痛陈，可惜法正早死，若法正在，刘备恐不会遭此大败，而就算赵云引用了诸葛亮之策，刘备显然也没有听进去，赵云跟着刘备东征，到了永安，刘备就把赵云留在永安负责后勤，更可见当年刘备击节赞赏的“隆中对”，至此，根本是不以为然。
同样地，在东吴，周瑜攻荆州的故事正如小说般频频进行，鲁肃根本无从劝阻，直到周瑜病死油江口前夕，念及多年攻伐无功，加上北方的合肥，曹操大将张辽威震逍遥津，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周瑜临死前上书孙权荐鲁肃，遗书中才重提“柴桑对”之精神，希望吴、蜀和解，共抗北曹。但吴、蜀多年攻战下，双方积怨日深，坐镇荆襄的关羽压根看不起东吴，东吴的张昭、周泰、吕蒙等宿将，更无时不以夺荆州为念，而在历史资料中，并无看到诸葛亮与鲁肃从中尝试发挥“影响力”的纪录，顶多只有赵云发表过类似之观点，可以这样说，真实历史上，鲁肃与诸葛亮其实并没有真正获得完全的信任与授权，他们的变革观点，并无法和老臣、宿将间达到共识，而且，历史真实记载中，两位最高权力者，并没有真正被说服，所以终究无功。
在愿景无法进行沟通之下，“隆中对”与“柴桑对”终究是两人一时获得晋身之作，并未真实落实在两方阵营进行变革，只有等到孙、刘大战后，双方兵疲马困，而北方强大之势已成，不得不合作，但此际，从综合国力观点看，已早非当时对策时的“汉室可兴”、或“王霸之业”的格局，而是在一大之下，两小不得不结盟的关系。
历史的真实中，善策往往未必能落实，要达成变革之功，还必需有最高权力者的真正信服，甚至原有的自己人团队还会排挤之，特别在于善策者并非“自己人”之下，沟通往往是最困难之工作。
转自中国评论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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