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森·天下 » 2006

郑也夫9月2日演讲

〔演讲题目〕衣食住行的社会学思考

〔内容简介〕

　　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温饱的解决使人们更多的思考人生的意义所在。很多人认为，消费等同于快乐，只有消费能给人带来快乐。而快乐则是人生的终极目标。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郑也夫教授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消费主义不见得能给人带来快乐。
　　快乐哲学告诉人们人活着无一例外的主要动机是追求快乐的，人如何去追求快乐，那就是消费。郑教授认为，消费不是人生的全部目的。人类的三大思想资源完全不支持这一理论。人活着不是仅仅追求快乐的。他认为人生有三大追求：舒适、刺激和牛皮（自我的实现）。对于如何实现这三大追求，郑教授提出了在温饱解决之后，人们要努力去学会生活，丰富精神生活，实现自我价值。在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中，人们不要走同一条道路，大家要摆脱单一的标准，追求各得其所，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

〔时间〕9月2日（星期六）14：30－16：30
〔地址〕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涵芬楼书店二层
〔咨询电话〕010-65595282　010-65258899-541
〔乘车线路〕103、104、108、111
〔公交电车〕104、814、803、420公交汽车，灯市西口下车

〔郑也夫简历〕

　　郑也夫，男，1950 年生于北京。 1963 年考入北京八中， 1968 年 7 月离校赴北大荒务农、造砖、伐木、采石、教书，逾八年。 1978 年考入北京师范学院读书。 1979 年考入社科院研究生院， 1982 年获哲学硕士。 1985—86 年在美国丹福大学社会学系读书，获社会学硕士。因不满时下学术空气，不断跳槽，先后在北京社科院、中国社科院、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供职，唯社会学专业至今不改。曾任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主持人，“实话实说”总策划。卖文为生达二十年之久，著作有：《走出囚徒困境》、《忘却的纪念》、《中国足球的出路》、《世界杯断想》、《代价论》、《信任论》、《城市社会学》、《都市的角落》（编）、《知识分子研究》、《被动吸烟者说》、《阅读生物学札记》，等等。即将出版的新作《后物欲时代的来临》、《消费的秘密》（编）。
　　曾作自我素描：懒散，不整衣冠，精神上却有洁癖，若游戏规则不公正宁可不参加。青年时代思想步入异端，再难返回正统。微染自虐症，少时习中长跑，年近五十患冬泳症。以争辩为快事，虽对事不对人，却也常常得理不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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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字过敏症

持续阅读南方朔的政论文章：

小事大道理：九九倒扁竟与“清扫台湾”撞期

　　这是小事一桩，但却有大道理在焉：九月九日台湾环保署原有“清扫台湾”的活动，可是九月九日反贪倒扁正式启动，环保署搞“清扫台湾”，岂不是和倒扁唱和吗？想造反啊！于是，台湾不“清扫”了，延到十六日的“清洁地球日”。

　　由环保署闪避“九九”和“清扫台湾”，它们的难处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理解。一种变态的过敏症，在语言文字和符号象征的缝隙里钻进钻出，早已成家常便饭。环保署如果不做调整，我们看看，它不被骂到臭头才怪。

　　这其实，无论任何语言文字和文化系统，语文符号都有暧昧含混的特性，这乃是文学，尤其是诗得以发展的空间。去揣摩别人的用字遣词，也是文学解释学的主要任务。有一种人特别会瞎搿乱扯，硬是会扯出作者没有讲也无意这么去讲的意思，我们称这种现象为“过度解释”。

　　但西方的“过度解释”，多半只存在于文学和神学哲学这些领域，它丰富了学术的想像与内涵；但在我们汉文化里，它却一枝独秀的存在于政治中。我们的那种语言文字符号变态过敏症，在古代产生了连绵不绝的文字狱，而到了今天则延伸成变态的鬼扯硬拗。古代的那种变态过敏症，例子多到不胜枚举的程度：

　　例如，苏东坡写诗描写老桧树的树根深不可测，只有沉潜在地底的龙才知道；“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蜇龙知”。但变态的人却一状告了上去，因为他把龙和九泉挂到了一起，简直是大逆不道！

　　例如，杭州有个倒楣的教书先生拍朱元璋马屁，在歌功颂德的文章里，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的字句，但朱元璋当过和尚也当过贼，心里早已变态，一看之下即勃然大怒，几行字里有“光”（光头）、“生”（僧）、“则”（贼）这些字眼，你想影射我啊，杀了吧！

　　例如，雍正时有这样的故事；一个考官出题〈维民所止〉，而“维止”这两个字不就是“雍”“正”这两个字被砍了头吗？这是甚么意思？杀了吧！

　　文章说，这对语言文字符号象征的变态过敏，早已成了我们的文化疾病，而且沉屙严重。现在当然不能抓个毛病就把人砍头，但这种变态却转到另外的方向，而且与日俱进。大家都知道的“直接”“间接”，“主动”“被动”就是眼前的例子。而“直接礼券”和“间接礼券”并非首创。游锡堃和陈唐山接受美国军火商邀宴时的“间接吃饭”才是起点！过去对语言文字的变态敏感，现在已进一步变成了新的变态油滑。当整个朝代的人都把聪明才智用来搞诸如此类的语言文字游戏，这不是变态的升级吗？环保署吓得赶快停止“九九”“清扫台湾”，与那些大变态相比，只不过是旧式的小变态而已！

原载《中国时报》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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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维明说中国的儒学比韩国弱多了

《环球时报》对杜维明教授的专访，基本上是老生常谈了。他说中国的儒学比韩国弱多了。人家韩国，知识精英认同儒家文化，有专门的儒教大学名曰成均馆；政界和企业界推崇儒家文化；生活中体现出儒家精神，比如说庄而严之地祭孔，还在流通最广的1000韩元纸币上印上大儒李退溪的头像。

杜教授还说，中国是出现文化断代情况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一个半世纪以来，儒学受到了社会变迁的极大冲击。“从鸦片战争(1840年)到新中国成立(1949年)的109年当中，每10年就会出现一次大的变动，如太平天国、不平等条约、日本的侵略、清朝的覆灭、军阀割据、国共两党抗衡等。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每5年就有一次大的变化：从朝鲜战争到大跃进，从三年自然灾害到集体农场，再到文化大革命，每次变化都惊天动地。如果从教育角度来看，中国文化的确是源远流长，但近代中国166年文化断裂的情形非常严重。所以中国人才会出现‘集体健忘’，甚至这个‘集体健忘’还是我们主动自觉的。……”

杜维明教授

1000韩元钞

韩国大儒李退溪(1501—1570年)，号称“韩国朱熹”，是朝鲜李朝时代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为朱子学说在朝鲜半岛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有人评价他为“朝鲜五百年推为第一儒家”。旁边印着一个投壶，这是古代儒家学者游戏用的。钞票的反面印刷的建筑群是陶山书院，由李退溪一手创办，地位相当于中国的白鹿洞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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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消逝》Ch.1

1.童年是一个伟大的发明

所谓“童年”的诞生，及童年的消逝，并不是一种生物现象，也不是某个人或某些人青鬓转白、年华流逝。童年是一种社会结构和心理条件，童年的观念是文艺复兴的伟大发明之一。
“童年的消逝”，想揭示的现象是：童年和成年的分界线正日益模糊。

2.童年简史

    人类的观念世界何时开始区分大人－小孩，又何时开始有了成年－童年的分际呢？
    古希腊人热衷于教育，但是他们对童年的看法可能是暧昧不明或者迷惑不解的：在如何管教未成年人方面，他们似乎并不具备“同情心”和理解。现代学者揣测，那时的母亲甚至缺乏同情儿童所必要的心理机制。
    （这一点是很令人迷惑或者怀疑的：母亲也曾经小过、也有她的小时候，怎么可能缺乏对孩子的“同情心”呢？可是，细想一层，这种质疑似乎太想当然了吧。现实生活中，父母真的能深切地理解自己的孩子吗？）

    罗马人借用了希腊的教育思想，但发展出了超越希腊思想的童年意识。他们开始把成长中的孩子同羞耻的概念联系起来，这在童年概念的演化过程中，是非常关键的一步。那时一篇探讨教育的文章揭示了童年的部分含义：童年需要回避成人的秘密，尤其是性秘密。
    童年眼看要来了，但是又烟消云散了，童年并没有于焉诞生。北方人入侵、罗马帝国遽然灭亡。罗马帝国灭亡所带来的时代变迁，使得：
    1）人的读写能力消失，
    2）教育消失，
    3）羞耻心消失，进而
    4）童年消逝。（说童年没有出现，或许更确切些）

如上所述，所谓的童年出现或消逝，最基本的判断准绳，在于童年与成年之间的分界线是否存在。读写能力消失，在没有文字的世界里，儿童和成人之间没有必要明确区分。而教育采取口口相传的方式，不分等级，不断重复，亦对不同年龄的受训者等量齐观。此外，历史文献也证实，中世纪没有现代人所理解的羞耻心，当时的文化不能够、也不情愿对儿童有任何的隐瞒，并且，礼仪也贫乏得难以想像。
凡此种种，导致（或直接意味着）成人与儿童的界限模糊不清。

罗马帝国灭亡一千多年之后诞生的印刷术，导致了成年/童年定义的出现：成年人是指有阅读能力的人，儿童是指没有阅读能力的人。（童年延宕了起码一千年才瓜熟蒂落！）

3.片断

    卢梭在《爱弥尔》（Emile）一书中告诉我们：阅读是童年的祸害，因为书本教我们谈论那些我们一无所知的东西。
    阅读从根本上削弱了口语文化的心理基础和社会基础。因为阅读使人得以进入一个观察不到的、抽象的知识世界，它在不能阅读和能够阅读的人之间产生了分化。阅读是童年的祸害，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它创造了成年。
   （以阅读能力来区分成年－童年，很新鲜的角度，但不是轻易就能理解。）

过去，儿童游戏并不需要教官、裁判或观众，只要有空间和器材，儿童就可以开始玩了；游戏的目的不为别的，只图快活。然而，今天少年棒球联合会（the Little League Baseball）和小选手橄榄球队（Pee Wee Football），不仅由成人来监督，而且以一切可能的方式来仿效成人运动的模式。他们需要裁判，需要器材。成人在边线外加油呐喊或奚落。球员们寻求的不是快活，而是名誉。
（孩童的游戏，曾是天性张扬的、自发组织的，它一旦被刻意组织起来，推上舞台，就必然压制个人、沾染功利。最近在想：可不可能在组织中实现“个人优先于组织”的愿景？经验上认为是不可能的。因为个人－组织利益的不一致，而个人加入组织，其实已经隐含了让渡部分个人自由的涵义，个人需要服从组织，而不是相反。命令－服从体系是现代组织的核心伦理。这个话题，秋风先生在《公司人的伦理与自由》一文中探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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