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宿舍逐客令

○、前言

对不起对不起,最近的blog有点长,也不知道诸位有没有耐性和时间全部读完。
但是于我而言,已经很久没有写如此长文的耐性和时间了,奋笔疾书的体验何其爽哉。

一、公司宿舍逐客令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
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
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
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
我们的公司宿舍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一开始以鸡肋视之,后来我觉得是温馨蜗居的公司宿舍,月内将停止向地勤员工提供住宿了。
没有看到正式文件、也还没有得到口头的通知,但是多方证实确有此事。

对公司规划尤其是人力资源规划略有所知,公司住房资源紧缺的窘况我是了解的。一方面,公司快速发展,未来五年公司机队规模几乎要成倍扩大,直接导致公司对飞行员和乘务员的需求量翻番,相应地地勤人员亦会大幅增加,这里面都包含大量的住宿需求。另一方面,后勤保障社会化有进无退,公司不可能在员工宿舍上再做大笔的投入。在住房供小于求的情况下,飞行员和乘务员的住宿是要优先保证的,所以若不新建员工公寓,则只有“腾”字一诀——请地勤人员为空勤人员腾出地方来。据说未来的做法可能是这样的:优先向培训中的飞行学员和乘务学员的住宿,向新进地勤人员(符合入住条件者)提供为期半年的住宿,向空勤人员提供住宿。

二、住客的最好时光

单位为员工提供宿舍/住房,在“把员工包起来”的单位制时代,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但是,对我们这拨21世纪的大学生/社会新鲜人来说,上大学免费、大学毕业包分配、福利分房,诸如此类的事情都是神话。
因此,现在公司提供的宿舍虽然简陋,但是总算有瓦遮头,几乎不用交租又省却上下班的长途奔波,真是该三呼万岁然后磕个响头了。
我的四楼蜗居,窗开西向,面朝“四流”。一是高速公路上车流如织(不过时常有车流不畅的状况),二是对面伫立一座属于某物流公司的楼宇,三是飞机从这片天空贴地飞过,然后着陆(每天从这边进港的航班,数以百计吧),四是窗外小树林,树们的身高,与我的窗台比肩;夏天的枝丫上,谁在“垂绥饮清露,流响出疏桐”?
这蜗居平时不是一人独享,但周末则是。多少个周末的午后,阳光仄仄地推窗进来,舒展她的肢体和裙裾,一下子翩然充盈整个屋子。我独自坐在靠窗的书桌前,或是阅读,或是打开笔记本电脑看电影,又或是坐着沉思、沉思到发呆,所有多余的东西在那个时刻都释然放下了,很舒展、很松懈。我唯一的确信,就是那一刻,生命享有了最卑微的自由,以及最隐秘的幸福。
就这样,我对一开始视为鸡肋的宿舍,渐渐由习惯到安居、到喜欢了。
也由此明白,一个属于自己独享的空间,是多么的可贵。
因此,我知道我会搬出去(即使没有逐客令),我也会拥有自己的房子。三、租客说

我常在朋友们面前抱怨住得简陋,叫嚣说我也要出来当租客。朋友说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没有为找房奔波辗转过、没有尝过寄人篱下、仰人鼻息的感受、没有见过包租公包租婆的臭脸,你怎么知道租房的辛酸?

去年12月我问身在深圳的Nining要他的住址,以便给他和他的honey寄贺卡。他在回给我的email里说:
“你问我的通信地址,这个问题真不好回答。因为,我现在每天都从楼下信箱里收到好些寄到我现在住的地方、但不是给我的信件。我在想,什么时候,当我搬去别的地方,这个信箱开始有给我的一些信件,无人认领,被当垃圾处理,那是怎样麻烦的事情啊!租房的生活就是这样,通信地址的有效期是那么的短暂。鹁鸽上星期六刚搬,换到离他公司更近一点的小区,坐车时间可以缩短一些。我们呢,则前几天才决定在现在住的地方再住上一段时间,可能会大于两个月。漂的感觉就是这样了,或者要称为‘飘’了。租房,还是买房的问题,现在我越发觉得迫切和重要了。”
当时我对着冷冷的屏幕唏嘘了一阵,想自己又何尝有稳定的居所?

我大学的roommate肖露,毕业后一直和一个陌生人合租,他说那是很不愉快的合租生活。合租者不爱干净、自私自利,后来还把女友搬进来住,两口子都不爱干净、都自私自利,还不顾别人感受不顾影响恶劣,有时争吵,有时半夜合唱,闹得鸡犬不宁。

另外一位朋友Yo上周说,她被迫搬家了。似乎是房东逐利背信的缘故吧。我问她:房租见涨否?曰:房租永远涨得比工资快。租客的无奈她跟我说起过,也在blog上写过。

我承认,作一个租客、和势利房东打交道、与BT的合租者朝夕相见的经验,我是没有的。我暗暗庆幸于此。
但是谁想到,话口未完,公司就传出要撵人的消息?

四、安土重迁的经济账

先掉一个书袋。汉书上说,“安土重迁,黎民之性”。意思是,老百姓久居故土,滋生情感不肯轻易迁徙。国人有安土重迁的传统。
最近,住在公司宿舍的员工现在听说要被逐出,大多心有不甘。但这不是故老相传的“安土重迁”——会像我一样爱上蜗居的人,应该不多吧!
同事们议论纷纷。凭什么要地勤的给空勤的腾宿舍?要穷人给富人让路(空勤人员的薪酬远远高于地勤人员的薪酬)?再说了,一下子搬出去几百号人,到哪儿找房租去啊?机场地区的房价,看来要涨了。
是的,同事们也“安土重迁”,但不是出于感情,而是出自经济上的考量。有账可算:
目前公司地勤人员住的一号、二号公寓,每人每月收取租金40RMB(三人间,二人间则60RMB),水电、供暖、洗浴均不另收费。但是在附近租房,普通的两居陋室,月租约为1200RMB(不含水电费电话费),两人分摊为600RMB。若是到城里租房,房租几乎要翻番,还要搭上交通费(公司班车月票350RMB)和上下班长途跋涉的时间。
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住公司宿舍,原来能节省那么大的一笔开支。
所以同事们对被逐出一事颇有微辞,是很容易理解的。享受惯了的福利——觉得理所当然的,突然说要删去,自然难以割舍。

五、乡下大宅

我在乡下的家,是大家族的宅院,前园后林,门对池塘、抬望田野,风水怡然。(不瞒诸位说,家曾祖父是地主,时代变迁,物业田产被罚没后家祖父一辈辛苦奔波养家活口,时代再变迁后,家父辈除家父外继续是地主,到我辈,兄弟姐妹学业表现可圈可点,羡煞旁人。都说我家宅院风水好。)
但是,策划多年的洛湛铁路,轰隆隆地要通过我们的小县,火车站就打算设在我家大门前。修建铁路,那是小时候极度渴望之事啊,现在听说铁路建设所需,我家宅院面临拆迁,我们却真正地“安土重迁”起来。我家田地已然贱价征去,我家遥望的对面屋群,已然悉数征用。所幸我家宅院至今没有进入征用线内,但是池塘不复存在、田野不复存在,抬望去,是勾机和推土机在黄土里张牙舞爪。至于为什么征地线和我家擦肩而过,据说是因为局内决策官员和我家沾亲带故、和伯父又相熟,来看过我们的前园后林之后,说风水佳宅啊,拆了可惜!遂网开一面。(我窃想:当若干年后此处宅院成为××故居,开放参观,并带动本地旅游业时,这位疏房亲戚、征地官员的一念之慈,就显得目光如炬了。)

六、大宅梦

郑也夫教授曾经在《住房的社会学断想》里说,很惊讶于晋商遗址的大宅高院,但是山西一地的饮食却乏善可陈,除了面食还是面食。他所思考的是:为什么当年晋人发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买地建宅?
他的解释是,富人衣食住行上的特征会演化为富贵的象征,尽管可以象征富贵之物事甚众,但是晋商选择了体面的住宅,同时拒斥了其他一些流行的象征物,而且反差之大,发人深省。
他以饮食和住房作对比说,饮食是生理现象,饮食支出有界限,而住房是物理现象,其质与量的提高没有生理界限。把多余的钱都花在饮食上会助长纵欲心理(“今朝有酒今朝醉”),把多余的钱花在住房上则易养成长远的观点(“有恒产者有恒心”)。

我声称自己从来没有为买房置业之事念想过。倒不是不渴望拥有自己的物业,只是觉得那太遥遥无期了。但是你若问我,要是我有了钱,我首先会干什么?那肯定是作购房建宅之打算。乡下家宅需要修缮,在城里也梦想有自己的house(最好有俩,住一间,租一间……)。
但梦想掉到地上,没有半点声响。我脚踩泥土时的欲求,其实简之又简。“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就我个人而言,但求一枝,但求满腹而已。
无论如何,我相信挣钱买房是进京谋生一众黎民的共同想法和最世俗最基本也最卑微的渴望。不能像家在当地的同事,有家有宅还有车,而且可与家人共享天伦。我的同事北京人JXD,就宣言曰两年之内不攒钱,做个潇洒的月光族。而进京谋生的一众黎民,有没有“根”先不谈,仅是现实的生活成本,就远比当地人为高。
我高中的语文老师Jig,我上大学时,他读研究生。我毕业时,他在广州某高校谋得教职,也是过的奔波租房的生活。年前他曾经感叹道,他越发的觉得莎翁说得对了。因为莎翁说,生在大城市是人生的大幸。

七、长安米贵居不易

又来掉个书袋。五代王定保的《唐摭言•知己》里说——
“白乐天初举,名未振,以歌诗谒顾况。况谑之曰:‘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及读至《赋得原上草送友人》诗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况叹之曰:‘有句如此,居大有甚难!老夫前言戏之耳。’”

在唐朝的都城长安,有才华如白居易者就可以“居大有甚难”,但是我在报章上的报道却看到“纽约高房价导致创意人才流失”,说高成本阻碍了艺术创作——

平面设计师霍普•弗特恩泽在纽约布鲁克林区居住和工作已经有10年了。但在两年前,他选择离开纽约前往西雅图,主要原因就是他负担不起纽约工作室的高昂费用。
“这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我已经负担不起这里的费用了,我不能让自己困死在纽约,”弗特恩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和大多数艺术工作者一样,弗特恩泽也选择将店铺开设在城市消费水平不高的地区,她说:“我毕生的希望就是用尽可能少的钱生活,创作出尽可能多的艺术作品,但这个想法很难实现。过去,在纽约的SoHo休南区(注:位于曼哈顿岛西南部纽约市的一个区,因其画廊、商店、饭店和艺术家画廊闻名。)和弗吉尼亚的威廉斯堡,一群艺术工作者就可以买得起一座楼,现在这在纽约根本是不可能的。”

前不久,庄中正则在《金融时报》上质问:上海成了没根的城市?
庄文说,过去几年里,上海的房屋均价翻了一番,年均涨幅在30%以上,尽管上海人均收入水平保持在10%左右的高增长,但相对房价增长速度来说仍是难以承受。房子等问题因此成了影响员工稳定工作的根本因素。员工完全变得逐利而居,不会因为“老板照顾,工作也稳定”就放弃更高薪酬的工作。在薪酬水平不足以留下人才的情况下,企业也只好部分搬迁到有高素质人才、物价又便宜的城市去(比如说西安)。

而《东方早报》早报财经第一调查和InsightCN针对来沪工作人员的调查也显示,为了生活舒适,75%人会毫不犹豫地跳槽(有超过半数的人认为自己的收入难以在上海过得舒适),有41.3%的受访者认为上海不是座有根的城市。

八、结语

昨晚向楼管询问,证实二号公寓住客将于3月底见逐,逐客后装修,装修毕把一号公寓住客撵走,装修。这样一来,我在一号公寓的蜗居还可以再住上两三个月。让二号公寓的同事先出去探探路吧,不久之后,我也要跟进了。

相关日志

KTV的庆生会

一、“想唱就唱”?

卡拉OK是“想唱就唱”的滥觞吧,发展成KTV则除了唱歌还有交际和应酬的功能了——实际上当交际与应酬成为功能的重心以后,“想唱就唱”就不得不削足适履了。既然是交际场合,就要讲礼仪、分尊卑、严守与人相处的分际,“想唱就唱”——不可能。住家做饭可以随心所欲,Social Eating(社交性饮食)则坐分席次、觥筹有序,决不能“想吃就吃”,道理是一样的。
同样一件事情在不同的情境(context)中会呈现截然不同的涵义。

二、城市人的娱乐空间

没草地,在电脑上玩“实况”(足球游戏);
大街上跑步危险,在客厅的跑步机上随传送带跑动;
没有河、池、湖、海,到室内游泳池泡澡。
吃饭和唱歌是同事间一起娱乐的全部,
从办公室到餐厅到KTV,
有车有高速公路,
活动空间不超过30平方米。

三、KTV的庆生会

这是昨晚在歌莱美KTV,给两位同事庆生,虽然人多唛少,倒也其乐融融(只要心里不以“想唱就唱”为期待,而是明白KTV的交际涵义)。

四、转贴:嬉戏唱游到下世纪

来源:城市画报

★卡拉OK的历史

卡拉OK日文原意是“无人伴奏乐队”,这个概念早在1971年井上大辅发明8-Juke(八声道点唱机)前就已存在,而8-Juke是一个红、白颜色的木箱,装配了麦克风、放大器和八音轨的卡带播放机。井上以这部原型卡拉OK作为无歌手乐队的鼓音伴奏,在沙龙中接受想唱歌的顾客点歌时播放。
20世纪70年代后期吹进台湾,被正式译为卡拉OK。中国内地、香港包括东南亚基本上延承了台湾的风格,以KTV的形式为主。台湾一开始也是完全仿效日本的开放式空间设计,但是效果并不好,经营者就将原有的包厢式小视听中心与之结合起来,即可以欣赏画面,又能引吭高歌,互不干涉。
卡拉OK在中国一开始只在个别五星级酒店出现,通常专供外宾休闲娱乐,价格昂贵。1988年1月,东方宾馆与日本株式会社合办“东方卡拉OK”,这是广州最早的营业性的卡拉OK歌舞厅。
上世纪90年代,“宝丽金”、“飞图”等港台唱片公司纷纷到广州淘金,而卡拉OK也从星级酒店不断向外扩展,进入夜总会一类的娱乐场所,收费也降了下来,包房150~250元可以连唱4个小时,更便宜的是卡拉OK大厅,三五元可点唱一首。
上世纪90年代后期,西餐厅、咖啡厅、迪厅纷纷登场,分享了城市休闲娱乐的“大蛋糕”。同时卡拉OK包房逐渐变成了应酬场所,因其难以预料的高额消费、因其沾染了某些声色嫌疑,卡拉OK逐渐式微。
上世纪90年代末本世纪初,一种被称为量贩式KTV的新事物出现了,它以分时段计费,由客人自己通过电脑点歌,提供自助餐,或提供平价酒水饮料食品由客人自取自用,这种自助随意亲切的方式伴着“唱K”一词的风靡,再次唤起了人们的唱歌热情。

★卡拉OK悲喜录

据日本卡拉OK协会统计,最辉煌的时候,卡拉OK曾创下年销售额高达160亿美元的业绩。
风靡世界的“卡拉OK”的创始人日本人井上大辅,由于没有申请过专利,至今为止没有赚到过一毛钱,而他和这个产业唯一最接近的关系是推销克蟑药给卡拉OK包厢。他表示,“卡拉OK机器的故障80%是虫子引起的”。
20世纪90年代,卡拉OK最风行的时候,王小波写了《卡拉OK与驴鸣镇》。他住在一座隔音很坏的楼里,住户中不少人买了卡拉OK机器,从早唱到晚,不堪其扰的王小波用“驴鸣”来讽刺这些一无所长又自表其情的歌手们。当时,广州、深圳、上海家庭卡拉OK的销售额每月高达20万元人民币。
2004年初,中国出现手机卡拉OK,这是移动梦网的一项服务,由空中网自主研发,形式为下载单曲后,随着音乐伴奏和手机屏幕上显示的歌词,就可以随时随地引吭高歌。
2001年,美国24岁的节目主持人安娜斯塔西亚·费特发明了电影卡拉OK。它的形式是在大屏幕投影放映着一部影片,玩家站在屏幕前的舞台上模仿着影片中的对白。2004年在美国一度风靡。
2004年1月27日,在香港出生、柏克莱加州大学土木工程系学生、21岁的孔庆翔参加“美国偶像”节目试镜唱歌,因走音而一夜成名,被舆论称为“卡拉OK皇帝”,现已出唱片并热卖中。
2004年3月,华纳、环球、SONY等国内外49家唱片公司联名向全国20多个省市的1.2万家卡拉OK厅经营者发出律师函,要求他们停止擅自使用 MTV(音乐电视)、MV(音乐录影)、卡拉OK作品的侵权行为,并且支付赔偿金。上海800家KTV经营者组织了超级豪华的律师团,以应对诉讼。随后,深圳市歌舞娱乐协会也拒绝了49家唱片公司每首歌赔偿7000元到12万元的和解方案。7月,华纳向深圳两家歌厅提起诉讼,指控两家歌厅以赢利为目的播放华纳拥有版权的《爱的呼唤》等3首歌曲MTV,要求两家卡拉OK厅立刻停止侵权,并且每首MTV赔偿10万元。目前这个官司还没有最后结果。

★中国观察:卡拉乱K

中国电影里关于卡拉OK最精彩的镜头,当推张艺谋的《有话好好说》里姜文的一曲《十八的姑娘一朵花》,那看似轻松却其实暗含杀机的演唱方式说明了卡拉OK 也是可以有创意空间的。而据说当时还是独立导演的贾樟柯拍摄《小武》的初衷则是在一次过年回家时,被满街突然冒出来的卡拉OK歌厅所震惊的结果,所以小武偷来的钱,唯一的享受就是去唱唱卡拉OK。
应该说,卡拉OK这个不折不扣的东洋舶来品,如今已经深刻地成为了当代中国人发泄情绪的重要通道之一。泛滥到就像古代的中国人来了情绪会吟诗作对一样,现在的中国人来了情绪要进歌厅。
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运,总之卡拉OK已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如吸大麻在西方新派电影里经常出现一样,当我们从中国新派电影里经常地看到卡拉OK时,同样流露出发自内心的微笑。而你竟无法不默认这种文化认同。
早期本土的卡拉OK制作,如今回头去看,也是可以成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我其实一直对炮制那些卡拉OK的作者抱有强烈的好奇心,虽然他们通常不署上自己的名字。你也一定看过这样的画面:俊男靓女在款款的音乐声中,在湖边漫步,在树下沉思,在草地上追逐,温柔地回眸,深沉地低头(托着下巴),男的通常穿着西装,头发高高地梳起,手里拿着鲜花,女的则涂着口红,大眼睛眨巴眨巴像嘴巴在说话,穿着白色拖地的长裙(后来就都改成泳装了)。
由此我猜想过,这些中国本地卡拉OK的肇始者,一定是从上世纪的80年代流行的文学爱好者那里直接寻找灵感的,或是由文学爱好者亲自担任艺术指导也不一定。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泳装的出现后(这时候艺术爱好者又开始介入?)才逐渐淘汰。但卡拉OK也由纯情变为艳情(其实也看不到啥),画面基本不配合歌词,而歌者并不以为忤。
这是中国卡拉OK的一个特殊侧面。至于那些出现祖国大好山河和歌星形象的卡拉OK则未计入内。
说出来不怕大家笑话,我是后来在一个可以收到境外电视台的酒店里看了“MTV”,才开始想到那些由内地造的卡拉OK画面是否曾经让我们误入歧途。那次我竟可以通宵达旦地看MTV,完全是另一种视觉与听觉美妙结合的刺激。
很奇怪,关于卡拉OK的记忆,首先竟然是电视画面而不是唱K的人。不过按我的理解,这或许是卡拉OK的另一个重点。本来画面与音乐结合成其为卡拉OK,但最终却是画面与音乐的分离才真正成就了我们关于卡拉OK的启蒙。所以,一开始我们就是在幻境中歌唱的,并没有真正的音乐气氛,在那些画面里我们热切地感受到了都市迷离的、时髦的生活方式和男女关系。这也直接影响到我们对卡拉OK的认识,从这个角度上讲,它就像是大麻的一种替代品。由于我们是东方的体制社会,不会去吸大麻,所以卡拉OK得以蓬勃发展。
说起以上这些话题是有原因的。2004年,中国的卡拉OK业面临巨大的危机。那些国际唱片公司巨头开始联合起来要向中国的KTV(即包间里的卡拉OK)经营者课以重税。因为卡拉OK的经营者现在是在无偿地使用原唱原画面的唱片为卡拉OK消费者服务。由于税费压力太重,上海和深圳两座城市里的KTV老板为了生存,也自发联合起来成立抵制唱片业巨头。如果他们的官司输了,也许我们又会回到看泳装美女唱歌的时代。
突然有种想法,其实卡拉OK不过是一个机械复制的操作而已。例如我们最熟悉的互联网,唱片公司是原创帖子的人,KTV老板是斑竹,而唱K的人就是看帖和不断复制的网友。互联网上的经济生长并不是在斑竹和网友上面,他们只是产生浏览量,形成“眼球经济”。所以我建议法官是否也参考互联网的规矩来判断卡拉 OK,比如也可以用“喉咙经济”来形容——开个玩笑。但我们毕竟不能再回到看泳装表演唱K的年代。
如果真的可以比照互联网,那唱K的行为也恰对应了那句名言:“在互联网上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同理,在卡拉OK营造的幻境中,你唱什么唱得怎么样都不重要,因为你只是在复制,在麦克风的另一端“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以此看来,那部葛优主演的叫做《卡拉是条狗》的中国第六代电影,光从名字上看倒是很有意思。

★卡拉OK解构:一个响彻30年的奇幻盒子

关于卡拉OK的词源,问答游戏节目《百万富翁》曾经问过,是一条常识题,答案是:在日语里,Kara解作空,oke是乐队的缩写语,合起来即“无人伴奏的乐队”。上世纪70年代两大带来音乐革命的科技发明,都是来自有“机械王国”之称的日本,一是70年代初的卡拉OK伴唱机,另一是1979年索尼推出的随身听。如果后者是精心发明的话,前者则如不少科技发明有点事出偶然,据说当年一名叫井上大辅的鼓手被邀到温泉区演奏,不巧有事,便录制了一盒伴奏音乐带,刺激起他发明卡拉OK伴唱机的意念。近30年来,这种玩意儿早迈出日本,不仅在亚洲风行,还传到北美以至欧洲,大大影响音乐文化,成为20世纪最轰动世界的排第二位的“日本制造”产品(第一位是方便面)。
有关卡拉OK的文化研究,上世纪80年代初已经出现,但真正成为学术认真的研究题目,大概始自90年代,1991年“karaoke”这字正式登入牛津大字典,1993年第一本卡拉OK英文著述《Karaoke: The Bible》于美国奥克兰出版。时至今日,累积的研究甚丰,关注面极广,如从科技、空间、音乐行为、身份建构、消费文化等多角度切入。其中,我以为从空间切入是最具涵盖性和发挥性的,如果不算滥用福柯的话:“整个历史还有待以空间来书写,这将会同时是一部权力的历史”。我以为,音乐亦可作如是观。
音乐的场地(site)从来是重要的。周蕾阐释过迷你音乐的力量,随身听的出现,将音乐从固定场景(歌剧院、音乐厅等)变成可移植性,“场景”缩减成耳孔般大的流动体积,听者沉醉于耳筒的迷你世界,与周遭保持距离。如果随身听的革命力量在于听,那卡拉OK就包括听与唱两者,由听至唱本身就是一种权力摄取,听是接收的(receptive),唱是参与的(participative),自卡拉OK出现后,流行音乐研究的关注亦从歌曲(songs)转向演唱(singing),而其中,空间是攸关重要的。
很早开始,唱卡拉OK的空间就有一个名堂,叫“karaoke box”。今天,香港的卡拉OK店(本文不包括酒楼卡拉OK和以色情为幌子的色情卡拉OK),英文正好以此为名(如Neway karaoke box)。最早的卡拉OK盒子,据说于1985年在日本冈山出现,由大货车的空置货柜改装而成,大概是一个安装了卡拉OK系统、可容纳5至10人的间隔,座落于市区外围,顾客要专程驶车前往。这个循环再用观念,肇因于当时日本国营铁路私有化而导致大量货柜遭弃置。想不到这种“私有化”导致了另一种“私有化 ”──音乐的私有化,而随年月发展,货柜式卡拉OK盒子走进城市的商业大楼,大小不一的盒子相互毗连却又各自独立,整间卡拉OK店分割成为数量相当的八音盒,各自像上了发条分奏(不是合奏)着不同曲子,却彼此隔绝于优质的隔音屏障之内。
但这种“私有化”跟随身听的“私有化”不同,后者是个人的(personal),前者是将音乐占为己用(privatization),将K歌当“饮歌 ”(粤俚:最喜欢的歌),将饮歌当诉说自身的私人主题曲。然而,卡拉OK始终是个人与集体性共存(很难想像一个人独唱卡拉OK的画面)。它有着多重辩证性,如个人与集体、密封性与互联性、舞台与非舞台、录像音乐与现场表演的交合。去年SARS期间,卡拉OK是最受影响行业之一,卡拉OK房间的密封性无疑加强了病毒惊魂(彷佛隔音屏隔着的不仅是音波还有是病毒)。但它却是互相联系的,互联性显见于麦克风的交递之中(SARS后卡拉OK麦克风给套上保护层就更时时刻刻提醒这点),另外则是房间与房间的互联性,只有一个盒子的卡拉OK店是不可想像的,盒子与盒子的独立并存是卡拉OK场所的氛围,所以家用卡拉 OK市场在短暂流行过后一直未成气候:a home is not a box。
另外,关于舞台与非舞台,很多人都说过,卡拉OK满足人的表演欲,让每个人都可以做“三分钟英雄”,但这种“表演”没有传统音乐厅的舞台,其表演成份因其听众人数之寡(最多也不过十数人吧)与性质(多是友侪,少有陌生人)被降低;唱者与听者坐在同一水平高度的沙发上,拿着麦克风的人是表演者同时也是自我陶醉者,一曲既罢,没有一般表演场合惯常的拍掌行为(旧时的卡拉OK酒廊或者会有),唱歌者基本上是感动自己多于与别人交流(情侣合唱歌除外),自身投入于 MV的歌星形象中,其它人的存在成了感动自己的硬件配套。这个空间合法化了各人的自我沉溺,一群人在进行着社交行为但又无需交谈,我有朋友可以与泛泛之交唱K但不可以BBQ(在这个场合中,dead air是令人难受的)。也有人以唱K来度过失恋日子。
如果随身听以耳筒夺取权力,那卡拉OK则是夺之以麦克风。再不是专业歌手才有本事“开唛”,在卡拉OK空间中,唱得好与不好都有同等“执唛”的权力。在过去30年,麦克风也是因卡拉OK,由早年的专用工具(演讲、演唱、教学等)变成今天的平民化工具(早期拿麦克风手震或不懂对麦克风说话的情况已大大减少)。唱歌也是一种发声,这种“还唛于民”的音乐民主化,同时也是非专业化(de-professionalizing),随卡拉OK普及便衍生了大量的所谓“业余歌手”──即使声甜也未必拍子准,因为根本不要求打拍子(跟字幕唱便可)。不少音乐创作人视卡拉OK为低俗的音乐文化便并不为奇,坊间对歌技平平的歌星,也时以“唱K都好过他”来嘲讽之。不过,另方面,卡拉OK又成了卧虎藏龙之地,台湾唱作人恭硕良便说过:“如果没有卡拉OK的话,我也不知道,原来除了玩音乐之外,我也很喜欢唱歌。”卡拉OK也衍生了所谓“隐藏歌手”(hidden singers)。近来卡拉OK搞的“多声道”玩意,让歌者在屏幕上过把瘾地与歌星合唱,进一步把歌星从台上拉下来,高不可攀的“明星”已在上世纪。
权力工具不只是麦克风,还有摇控器。在这些场合中,总有一些人的麦克风/摇控器(两者相辅相成)占有率特别高,这牵涉到卡拉OK空间音乐性以外的文化性。这种文化性,有人从心理学研究之,甚至扯到身份的建立,比较没那么高调的则是性格与行为的讨论,如对于怕尴尬的克服、信心的建立。作为一种文化行为,卡拉 OK是有其不明文规则的,跟麻将桌上看人品一样,日本真有专书讨论如何唱卡拉OK唱得更“好”,这个“好”不是指唱功,而是关于麦克风的传递(如不要过度 “争执”)、聆听其它人的歌声、避免唱得太感情丰富或太造作等社交行为仪式。以此来看,香港坊间有卡拉OK训练班,也不足为奇。
与流行音乐市场年轻化相关,卡拉OK在过去其实也不断年轻化,早年开放式的卡拉OK酒廊业已式微,取而代之是密封化的“K盒”,由前者的中年客转战年轻人市场,时段方面亦由酒吧式晚夜开拓至日间市场(现在更提早至早上十时,另有下午Happy Hour)。这种酒廊与卡拉OK的分割,不仅在香港,在其它地方如日本也是如此。随着这个发展,卡拉OK空间又成了一个年轻人空间。这个年轻人空间,因其密封性(光暗也可随意调暗)容易令人联想到不法勾当,事实上,1989年日本卡拉OK房间内曾发生一宗强奸案和学童死亡案,随后卡拉OK罪案也时有发生,近年年轻人服用软性毒品的问题严重,这个年轻人空间在成年人眼中多少带负面性,在执法机构眼中更是“青少年罪恶温床之地”,跟性与毒相关。事实上,在卡拉 OK房门上安设起码大小的玻璃窗,已是一项法定规则,让“密封”于盒子可被有限度从外监视;而至今时今日,每间房间其实都有闭路电视监视,密封性空间其实也是一个被监视空间。
从技术的角度看,因为音乐技术的数码化,卡拉OK可供点选的歌曲理论上可以无穷尽,换句话说,流行音乐最大的数据库,其实在卡拉OK店已实践了,并且向外公开;卡拉OK盒子,其实就是一个庞大的音乐电子图书馆。也因为如此,追不上潮流的可以选唱旧歌,各自以自己的口味大唱特唱(恭硕良便说自己的K歌是经典英文歌)。卡拉OK亦可成为一个怀旧空间,与友人唱K的经验,他们除了喜欢选“拉阔音乐”版外,还偶尔选昔日的MTV看,如张国荣于华星年代的《侬本多情》,随唱K附送的是怀缅过去的经验。
尽管如此,但到卡拉OK只唱旧歌金曲,已经成了一个out的行为,会被人笑“老饼”的。近年尤其如是,潮流文化把口味文化淹没(前者周期短,后者相对稳定)。卡拉OK成了一个量度你有多in的潮流特区,而近年流行文化宣传与卡拉OK更加紧密挂勾,互通声气。传统派歌上电台宣传的做法,已经扩散至卡拉 OK,事实上Neway和加州红(香港两大卡拉OK集团)已经俨如两条频道,不断推介新歌、Hit歌,与唱片公司紧密合作,如果电台是看不见的大气电波频道的话,卡拉OK则是占空间的“在场”频道。这个频道输送的不止歌曲,还有各类广告,在点选歌曲播放的空隙中插入广告,名曰adTIME,“广告插入”这种障眼法(最早在电影中偷偷实验),经由顾客被动式默许,到今天已是合理化的消费宣传手段。
卡拉OK空间不仅是一条音乐频道,还是一个媒体渗透场,除音乐外还可收看最新电影制作特辑和网上信息。时兴crossover,这个媒体渗透场亦成了一个交杂空间,音乐X体育(如在歌曲之间播放有线体育新闻)、音乐X电影(尤记得《无间道》上映期间主题曲在卡拉OK热唱)、音乐X饮食,成了卡拉OK特色。
总括来说,近30年来,卡拉OK已经由一个juke-in-the-box变成一个奇幻盒子,这个盒子混杂着各种元素,是私有化与集体化的空间、舞台与非舞台,是社交但不交谈的空间,是年轻人空间、音乐电子图书馆、“在场”音乐频道、潮流特区、大型媒体渗透场等等。可幸的是,这个盒子不是潘多拉盒子,即或庸俗,打开飞出来的,除了歌声,还有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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