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又要申办奥运了。我在北京生活过40年以上，是个超级体育迷，写过30万字的体育评论文章。但迄今为止对申办奥运我未置一辞，原因是我陷于深深的困惑中。
去年我加入到冬泳的行列。冬泳人不仅性格硬朗，且幽默善侃，下水前总要神吹一阵。某日聊到申办奥运，一位来冬泳的武警，一本正经对大家说：“北京如果申办成功，北京人一人长一级工资，开奥运会那个月，外地人不准进京，北京人放一个月假不上班，白拿工资，‘但是’――不准出门。”大家轰然大笑。无疑他是对北京每逢盛典整顿秩序的方式聊发牢骚。而我的困惑也正在此。奥运会乃全世界人民共同参与的节日，如果北京申办成功，参与者包括北京人、外国人，自然也要包括外地中国人。如果这时候外地人不能进京，乃至在京打工的外地民工也要遣返，而我们身为北京人就成了高等华人，怕是也要为这高于同胞们的身份而汗颜。“ 承诺”一词在社会上颇流行过一阵，我想，申办奥运我们不仅需要向世界――其实是外界作种种承诺，同时也应该向国人，向全体中国人作一些承诺。世界杯期间法国政府在球票上与外部世界的冲突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我同意各国人士的抗议，但也赞同一个政府把本国公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即使稍稍得罪了外界。
但是话说回来，如果由我这种主张的人操办，还能不能说上述的大话？如果不对内搞“关门主义”，北京的路况、旅馆能否承受奥运的超级负荷？我承认一个城市应该有“门坎”，问题在于它是人造的门坎还是自然的门坎，是看得见的手还是看不见的手造就的门坎？
文学史上有过这样一段逸事。少年白居易初到长安，托人将诗集呈送某公，以求提携。此公看到诗集上的名字脱口而出：“长安米贵，居大不易。”这句戏言中暗含着一个真理：价格系统是可以约束和调节城市人口的。中国大城市的管理者之所以不敢放弃城市门坎的人为建造，是因为我们的城市早已丧失了那道自然的、无形的手造就的门坎。改革开放前30年中，以户籍制为基础的严格的城乡二元机制是与政府优待、偏袒城市人的政策相配套的。它对城市人的福利政策表现在方方面面：粮油票制，低价格的房租、水电、公共交通费用，等等。这一政策的前提是，城市人不可随意增长，农村人不可进入城市，否则政府吃不消。改革开放后的情形是，农村人可以到城市打工了，而政府对城市生活的多数补贴却迟迟没有让位于市场。因而它畏惧城市中外来人口的膨胀。首都对秩序的格外需求和高度敏感，更使它不时将外地人清扫出门。这一手段对排解管理者眼下的压力是如此必要，与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却又是如此不协调。改变这一窘境的唯一办法是政府甩掉包袱，让每个城市人承担起市场经济下自己生活的负担。唯其如此，我们才能走出这一中国特色的怪圈。
但是改革需要时间，而奥运的申办近在眼前，举办（假如申办成功）也不遥远了，又该如何呢？那将是为众多的外宾和爆满的内宾共办的一桌宴席。委曲内宾是不妥的，没有内宾的热忱奥运是不会圆满的。动员内宾为外宾腾些地方，几乎一定会发生，而那是决不可以生硬和鲁莽的。
→有条件支持与反对
以上文字写于大约一年前，不能见容于中国国内报纸，故置于抽屉多日。今日抖擞精神，续说这一话头。
从上面文字可见，我是一个“有条件的支持者”。社会上存在着一些“无条件的支持者”，是我所能够理解的。但若社会上的大多数人都是“无条件的支持者”，就超过了我理解的范围。
从媒体上看到国外很多申办城市中的反对派。该申办城市并不以此为耻辱，为遗憾，当然他们更奈何不了人家的立场和言论。还看到媒体在我国申办的报道中称，中国的申办得到了全民的支持。中国这样大，我不相信没有反对意见。开句玩笑。如果我是申办的策划者，一定留出宣传空间报道一下反对派，暂时没发现就更稀缺了，更要千方百计派人去找反对派。一个大社会，有了反对派和不同意见，才是真实的，才像那么回事。如此搞成的申办报告才接近真实，才有竞争力。
我在电视上看到悉尼奥运期间，一个澳大利亚公民对摄相机说：她不喜欢奥运，反对在悉尼办奥运，因为奥运打破了这里的安宁。听到这一平凡女子的言论，我感到欣慰。记者们对这一不谐音的披露，使我们看到了自由的、真实的悉尼。没有人会谴责这位平凡的女士不爱国。相反，国家应该爱这些公民，体谅他们种种世俗的心理。
→账单
我是有条件的支持者。我希望申办者能像对外界一样对内部承诺。对内需要作出特别交代的是开支。这不是公司行为，这是国家行为。国家行为花的是纳税人的钱。纳税人有知情权。如果收支能平衡，纳税人在经济上愿意接受。如果能赚些，自然更好。如果赔得不多，乐趣和名誉上挺过瘾的，纳税人仍有可能同意。但应该把预算的账目一笔笔讲清楚。不要盲目地认为外国办奥运能赚钱，中国办奥运就也一定能赚钱。别忘了，奥运赚钱只是晚近的事情，奥运赔钱的历史远比赚钱的历史漫长。都来关心奥运的账单，会抑制赔钱的因素。无条件的支持者能够作到无论赔多少钱都照样支持吗？否则就和笔者一样是有条件的支持者了。
→奥运对北京的负面影响及挑战
世界上的事情没有尽善尽美的，更没有不要钱的午餐。当我们得到了某项好处、利益时，一定要思考其代价。奥运对北京的好处甚多，但也有代价。
其一，宏观和长远的看，北京不宜膨胀，不宜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体育等等一切的中心。那样必然太大，难以负重。而奥运必将推动北京膨胀。
其二，急速建立的城市容易粗糙，缓慢建立起来的建筑群落才有特色。一方面因为慢工才出细活。另一方面同一茬人在审美上无论如何比较接近，造不出多样化的建筑。因此短期内突击出一大批建筑，对北京不完全是好事，要格外当心。
其三，奥运希望运动员村距离体育场馆越近越好。但体育场馆“扎堆”在生态上是不平衡的，是浪费。因此我们无论如何要兼顾长远。最好为奥运新建的体育场馆能放在大学一些，促进奥运会后大学体育的开展。
奥运还将使北京前所未有地面临一些挑战。
在硬件方面首当其冲的是交通。我是反对在中国大城市中发展私人轿车的代表人物。曾经邀请李慎之先生就私车发表一点看法。李先生说：“我不谈，谈也没用。这事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南墙就回头。”我曾参加过一次北京交通问题主管领导出席的交通咨询会，该领导的开场白是：“限制私车和发展地铁的建议请诸位免谈，我没有能力做这两件事。”这无异于堵了专家的嘴，因为多数与会专家认定，不做这两件事北京交通的改善是无望的。七年后的奥运或许正是一堵“南墙”。李先生所说撞了南墙就回头，此其时也。修地铁要大钱，筹钱无疑是天下最难的事情之一。但且不说我一向不相信我们在如此重大的基础建设上真的无法融资，至少我们可以说，奥运将为北京大规模的地铁融资提供最大的理由和便利。
在“软件”方面，我认为面对的最大挑战不是对待外宾，而是对待国人，非北京户口的中国人。常驻北京的外来人口太多了。他们为北京的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北京对他们未必算得上礼待。每遇国家庆典，便要清除外地农民工。我猜想，奥运举办前夕大约也少不了这一出戏。我理解在一定意义上确实是“人少好办事”。但希望能改改“软件”，即这事不要做得简单粗暴，相反应该尽可能文明礼貌，比如市长作个电视讲话，对需要暂时停工离京的人表示一些歉意。我们都希望奥运期间北京人能显示出五千年文明古国应有的文明礼貌。礼的本质是善待他人。而礼的发生和建立是由近及远的，是从善待国人、家人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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