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森·天下

我对自己关心过的问题――比如台湾问题、比如职涯管理、比如单位制，始终保持一定的兴趣。
大二的时候写过一点职业生涯管理的东西，认为职业生涯管理（Career Management，简称职涯管理）不是人力资源管理活动的一个环节或一个部分，而是人力资源管理的全部，准确地说，职涯管理是人力资源管理的一种新视角。现在看来，那篇企图以职涯视角来阐释人力资源管理的文章实在是没有什么看头 ――那时还没有什么查阅文献的经验，还没有“发现”图书馆的庞大数据库，所以参考书目只有寥寥几本。写论文的规范也所知无几。我想我还应该为职涯管理这个主题再做些文献的积累。

这里记录的就是关于职涯管理的一些理论观点，来自徐娅玮，2002，职业生涯管理，深圳：海天出版社。

◎职业生涯内涵（来自社会学家）

美国社会学家赛尔兹：职业是一个人为了不断取得个人收入而从事的具有市场价值的特殊活动。这种活动决定着从业者的社会地位。“职业”范畴的三要点是技术性、经济性和社会性。
日本社会学家尾高邦雄认为职业是某种一定的社会分工或社会角色的持续实现，因此职业包括工作、工作的场所和地位；并指出：“职业是社会与个人，或整体与个体的结合点；通过这一点的互动，形成了人类社会共同生活的基本结构；整体靠个体通过职业活动来实现，个体则通过职业活动对整体的存在和发展做出贡献。”
日本劳动问题专家保谷六郎：职业是有劳动能力的人为了生活需要而发挥个人能力，向社会做贡献的连续活动。“职业”的特性为：1）经济性，人们可从职业中取得收入；2）技术性，人们在职业中可发挥个人才能与专长；3）社会性，人们要在职业中承担社会的生产任务（劳动分工），履行公民义务；4）伦理性，人们所从事的职业要符合社会的需要，为社会提供有用的服务；5）连续性，人们在职业中所从事的劳动相对稳定，是非中断性的。
美国学者泰勒（Lee Taylor）在其著作《职业社会学》中说：“职业的社会学概念，可以解释为一套成为模式的与特殊工作经验有关的人群关系。这种成为模式的工作关系的整合，促进了职业结构意识形态的显现。”

◎职业发展观（新视角）

职业发展观是关于职业如何实现、匹配、发展的理论、观点和思想。在此角度上，施恩将职业分为内职业和外职业。
内职业――个人追求的一种职业。在内职业中，从业者力图使工作同他们个人的需要、家庭义务及个人休闲达成平衡。内职业是从业者个人追求一种职业过程中经历的通路，这是其自己的职业通路，所以称为内职业。
外职业――对组织而言的职业。表示组织努力为雇员在组织的作业生命中确立一条有所依循的、可感知的、可行的发展道路。
职业发展观的核心是内职业（雇员）和外职业的合理有效匹配与结合。

◎职涯理论

金斯伯格（Eli Ginzberg）职业生涯发展理论是关于职业生涯发展前期的不同阶段（分为幻想期－尝试期－现实期），即就业前人们职业意识或职业追求的变化过程的理论。

舒伯（Super）根据布尔赫勒（Buehler，1933）的生命周期理论和列文基斯特（Lavighurst，1953）的发展理论，发展出一个阐释职业发展的概念模式。他提出12项主张：
*职业是一种连续不断、循序渐进且不可逆转的过程；
*职业发展是一种有秩序、且有固定形态、可以预测的过程；
*职业发展是一种动态过程；
*自我观念在青春期就开始产生和发展，至青春期逐渐明朗，并于成年期转化为职业概念；
*自青少年期至成人期，随着时间及年龄的渐长，现实因素如人格特质及社会因素，对个人职业的选择愈加重要。
*父母的认同，会影响个人正确角色的发展和各个角色间的一致及协调，以及对职业计划及结果的解释；
*职业升迁的方向及速度与个人的聪明才智、父母的社会地位、本人的地位需求、价值观、兴趣、人际技巧以及经济社会中的供需情况有关；
*个人的兴趣、价值观、需求、父母的认同、社会资源的利用、个人的学历以及所处的社会职业结构、趋势、态度等均会影响个人职业的选择；
*虽然各种职业均有特定要求的能力、兴趣、人格特质，但颇具弹性，所以允许不同类型的人从事相同的职业，或一个人从事从事多种不同类型的工作；
*工作满意度视个人能力、兴趣、价值观及人格特质是否能在工作中得到适当发挥而定；
*工作满意度的程度与个人在工作中实现自我观念的程度有关；
*对大部分人而言，工作及职业是个人人生的重心。虽然对少数人而言，这种机会是不重要的；
舒伯并根据年龄将每个人生阶段与职业发展配合，且每个阶段各有其发展任务。他将生涯发展分为五个阶段：成长（Growth）、探索（Exploration）、建立（Establishment）、维持（Maintenance）、衰退（Decline），每个阶段又各有次阶段。

吉列特（Gelatt）的生涯决定论：决策是一连串的决定。决策的基本准则在于选择有利因素最多而不利因素最少的方案。吉列特的决策架构强调资料的重要性，他将资料组织成三个系统：
*预测系统；
*价值系统；
*决策系统。
评量判断的法则：期望策略/安全策略/逃避策略/综合策略。

库伦伯茨（Krumboltz）生涯决定社会学论：个人的职业教育于职业偏好和技能是如何形成并影响个人对各种课程、职业和工作领域的选择。认为影响生涯选择的因素包括：遗传因子与特殊能力、环境情况与特殊事件、学习经验、工作取向技能。
该理论的重点是行为分析或问题界定是目标导向的，根据当事人的问题而制定辅导目标。七种当事人常有的问题类型――
*将问题归罪于他人；
*问题情绪化；
*缺乏目标；
*被期待的行为不是他所欲的；
*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不当的；
*抉择的冲突；
*不知道问题在哪儿。
库伦伯茨和贝克（Krumboltz & Baker）于1973年提出他们的第一个决策模式，步骤如下――
*界定问题与制定目标；
*当事人与辅导员互相协定达成目标；
*产生可选择的问题解决方案；
*搜集有关选择的资料；
*检查选择的结果；
*重新评估目标、选择和结果；
*对一个新的发展和新机会，做一个临时的决定或实验的选择；
*推论面对新问题时作决定的过程。
库伦伯茨1977年修正此模式――
*界定问题；
*拟定行动计划；
*澄清价值；
*找出可能的选择；
*评估各种可能结果；
*系统的删除；
*开始行动。

格林豪斯的职业生涯发展理论：5个阶段
*职业准备（0～18岁）；
*进入组织（18～25岁）；
*职业生涯初期（25～40岁）；
*职业生涯中期（40～55岁）；
*职业生涯后期（55岁～退休）

施恩的职业生涯发展理论：9个阶段
*成长、幻想、探索阶段（0～21岁）；
*进入工作世界（16～25岁）；
*基础培训（16～25岁）；
*早期职业的正式成员资格（17～30岁）；
*职业中期（25～）；
*职业后期（40～退休）；
*衰退和离职阶段（40～退休）；
*离开组织或职业。

学生笔记能卖钱，这不是今天才有的事。《传习录》就是声明卓著、价值不菲的学生笔记。而中国自古以来最红最红的笔记，是《论语》。

今天学生笔记能卖钱，是因为有人要考研，需要所报考的院校的教学信息。古老的笔记值千金，是因为老师了得，非圣即贤；学生也了得，有慧根和悟性，勤学好问而且问得精彩。但是最要紧的还是老师。老师答得烂，学生即使问出花来也白搭。我们的老师爱指责学生们不爱问问题。我想中国的学生是沉默不辩，但是问得少、问得不精彩，老师一定得承担一些责任。

古时候的学生们是否爱记笔记我不晓得，但是没有人记笔记，很多东西今天是看不到的。因为古人讲学的口授传统，学生拿不到讲义――有时候教材也没有，空着两手受教。而且先生们不一定著述，除了学生笔记，我们能了解老师们的想法的途径就是书信。《传习录》正是由学生笔记和王先生的书信组成。

上课的时候阿森很少做笔记，一方面是无物可记――好多空洞和经不起琢磨的说辞，鲜见思想的灵光，另一方面是不必记――有的老师发讲义，不发讲义也发文章，我总能找到较完备的表述。

《传习录》主要是徐爱、陆澄、薛侃等门徒的笔记，“传习”二字来自《论语》“传不习乎”。陈荣捷（1983）概说道：

有明王学展播全国，支配国人精神思想百有余年。其致良知与知行合一之旨，至今仍为我国哲学一擎天高峰，而四句之教，聚讼数百载，火尚未阑。东渡而异地开花，于明治维新，给大生力。此强健思想之源泉，乃传习录也。钱穆尝谓我国有关休养人人所必读为论、孟、老、庄、六祖坛经、近思录、与传习录。

《传习录》涉及哲学、道德、政治、人生、教育、学习、历史等方面。哲学、道德方面包括心本体论、行知合一论、良知论和致良知论等。

王阳明立德、立功又立言，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完人。按他的自述，他一生做了两件事：“破山中贼”和“破心中贼”。前者指镇×压南赣义军、擒获叛藩宁王和平定广西思田之乱。后者指从事致良知的讲学活动。王在其多方面的成就中最重视讲学方面的贡献。有人称赞他说：“古之名世，或以文章，或以气节，或以勋业，而公克兼之，独除却讲学一节，即完人矣。”他则笑答：“某愿从事讲学一节，尽除却四者，亦无愧完人。”此后王阳明讲学不辍。但讲学的动机不见得单是要“无愧完人”，而是因为他认为，解决不利于统治的思想问题比解决义军问题来得重要。

现代的“思想者”们大多愿意到处讲学，有倾诉欲。他们普遍相信“观念的力量”，讲学可以让他们的观念影响到别人。影响人当然还不够――重要的是影响谁。思想者一般不会到最下层去宣讲他们的观念，多的是到大学里面去。因为大学生是未来影响社会进程的人群。而且大学相对宽容，说得“前卫”一些，不仅无碍，而且更受欢迎。但是也有的大学有门户之见，容不得半点出格的。学者通常对那样的大学避而远之，而且略表鄙视。学校领导人们对此无所谓，学生们则常常会因此觉得丧气。本来嘛，自发请学者到学校来讲演、座谈，需要热情也需要勇气和耐心，到头来在学校却通不过，在学者哪里却如何交代？有时候学者一听要请他去某大学做讲座，立即回绝，并毫不客气：“×大？不去。去那种地方讲话没意思！”对于孜孜求学一腔热血的年轻人来说，这怎么会不让他无地自容？

当然这是扯得太远了。我的意思是说，学者爱讲学，但是讲学也会受桎梏。

王阳明以心学立言于后世，一开始却不是儒学门徒。他少时迷恋诗文（22岁结诗社于龙泉山寺）和习武（“溺于骑射之习”），信奉佛老。30岁时王阳明在会稽山王阳明洞修炼，因想念父亲和祖母，遂感到佛老二氏遗弃人伦是断灭种性。由是弃佛老而归孔孟。后经贬谪龙场的痛苦体悟以后，形成了自己的心学理论体系。贬谪期满时王大约36岁。

也就是说王阳明进入儒家的世界是30岁以后的事，而“悟道”却是在归于孔孟之后几年内。阿森一方面因此觉得自己二十多岁尝试学点儒学，学点传统文化，并不为晚，另一方面又折服于王的天赋异禀，慧根出众，是我远远不及的。

所以我说，我的传习录修行，仅是弄明白先哲们都说了些什么。

参考文献――

陈荣捷，1983，王阳明传习录集评详�]，台湾学生书局；
张祥浩，1997，《传习录》评介，见李书有主编，儒学源流，中国青年出版社：343－417。

◎补记◎【4月6日】

单老师说对中国人来说“永恒”的有两种，一是血脉传承，二是留名青史。又家文化里最珍贵的依次是帝王世家、书香门第、官宦世家、丰衣足食。
书香门第为什么比官宦世家更炫？因为书香门第更容易留名青史。孔子、司马迁彪炳史册，但是我们很少会知道鲁哀公，即使汉武帝，也只是占据一段历史。而王阳明，这位最杰出的儒者，立言又立功。但是我们到底没有几个人弄清楚他做过哪些官，却晓得“知行合一”、晓得“致良知”。

门人有私录阳明先生之言者，先生闻之，谓之曰：“圣贤教人如医用药，皆因病立方，酌其虚实温凉，阴阳内外而时时加减之，要在去病。初无定说，若拘执一方，鲜不杀人矣。今某与诸君不过各就偏蔽，箴切砥砺，但能改化，即吾言已为赘疣。若遂守为成训，他日误己误人，某之罪过，可追赎乎？！”爱既备录先生之教，同门之友有以是相规者爱因谓之曰：“如子之言，即又拘执一方，复失先生之意矣。孔子谓子贡曰：‘子欲无言。’他日，则曰：‘吾与回言终日。’又何言之不一邪？盖子贡求圣人于言语之间，故孔子以无言警之，使之实体诸心以求自得。颜子于孔子之言，默识心通，无不在己，故与之言终日，若决江河之海也。故孔子于子贡之言不为少，于颜子之言不为多，各当其可而已。今备录先生之语，固非先生之所欲。使吾侪常在先生之门，亦何事于此。惟或有时而去侧，同门之友又皆离群索居，当是之时，仪刑既远而规切无闻。如爱之驽劣，非得先生之言，时时对越警发之，其不摧堕靡废者几希矣！吾侪于先生之言，苟徒入耳出口，不体诸身。则爱之录此，实先生之罪人矣。使能得之言意之表，而诚诸践履之实，则斯录也，固先生终日言之之心也，可少乎哉！”录成，复识此于首篇，以告同志。门人徐爱序。

很多版本的传习录里都没有这篇序。但是我觉得这序重要，它在开篇既讨论教学之道，实在切中“传习”之肯綮。
学生记录老师的言论，老师不同意，恐怕“他日误己误人，某之罪过”。这是王先生的教育观了。王先生认为教书育人就像治病，应该“因病立方”。而治病的重要之处是“去病”。病人痊愈，药方子自然是可以抛弃了的。甚至熬中药的药煲，在病愈的时候也可以委弃――以取康健的好意头。有人说教师就像拐杖一样，只是帮助你走一段，辅助你学步，一俟你能独立行走，拐杖当然要抛弃。而王的彻底之处在于――因才施教。拐杖是一次性的，并不宜借用。学校里有老师年年月月周而复始讲同一门课，用同一本讲义，以致学生用父亲用过的笔记，仍然不落后。实在是大笑话。此外王先生谦虚得很，“今某与诸君不过各就偏蔽，箴切砥砺”。所谓教学相长，条件需要是有杰出的学生，勤奋的老师，顶重要的还在于为师者要有谦逊的心。这样的好老师回不断更新自己的讲义（前提当然是更新自己的知识），又往往能对不同的学生给予不一样的指导，自然不要一套“定训”的。
只是话说回来，教书育人到底是不是治病？抑或是保健或其他也不一定呢。
徐爱私录王先生的言论却自有其道理，简单的说他是认为“各当其可而已”。圣贤之教，何湛深也。没有“时时对越警发之”，何以“去病”？记录当然也有记录的好处――对我们，好处就是我们今天仍然可以拜读先贤。
对于老师，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贤哲们，我想首先应该给予最崇高的敬意。而求学，则是可记则记，可弃则弃。有太多的庸才，即使言辞滔滔，“若决江河之海”，也是可以不屑的。有思想者，现时代的头脑，即使讷言拙口，也应该再三倾听，再三“对越警发”的。

序的作者徐爱是王先生的妹夫，王出狱赴龙场前，徐北面而拜，成为王第一个弟子。徐比王小十四、五岁，却先王十一载英年早逝。王先生曾经说：“曰仁（即徐爱），吾之颜渊也。”颜渊死年三十二，徐爱死年三十一。颜渊小孔子四十岁。
文中“离群索居”一词，出自礼记・檀弓上：“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过矣！吾过矣！吾离群而索居，亦已久矣。”索：散。“仪刑”来自《诗・大雅・文王》：“仪刑文王，万邦作孚。”仪：象；刑：法。“对越警发”的“对越”也源于诗经，“对越在天。”越诗发语词，“于”。

常常感叹于大学里破课太多，主修的专业又太过技术化。时不时就怀疑自己所受的教育是否能让自己真正的“成人”。在一门又一门实用却肤浅的课程中――不是本身肤浅就是讲得单薄，同学少年渐渐疏离（alienation）了，狭隘了。当有人说到HRM市价几何时，我心里就会产生怀疑，“难道我们就这么点儿追求吗？”刚刚调到北大去的郑也夫教授在《对人民大学的几点印象》里就说痛恨学生们胸无大志，常常为微薄的报酬而出卖读圣贤书的大好时光。

大学里很多课姑妄听之，身边的朋友却弥足珍贵。社团里的朋友特别执着于学问，大部分都鄙视技术而热衷于理论和思想。顶有趣的是，一个社团里十个同级的朋友，竟分别要致力于文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法学和管理学等专业。外人简直不能明白他们为什么能聚集到一个社团里！

然而大家都景仰西学而疏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修习。“人大沙龙社”本来是为了弘扬传统文化而成立的，在大学里办传统文化讲座，在小学里教经典，参加一耽学堂的修习活动。传到我们手里却走了样，丢失了原有最精髓的部分。为什么会如此？是我们没有传统文化之修为缘故吧。当初我加入沙龙社，就是被“传统文化”四个字吸引着。入学伊始的Freshman野心很大，想要接受全面的教育，除了学好本专业，还要文史哲贯通，中学西学冶于一炉。传统文化的修习自然不在话下。

实际情况却很悲哀。我至今在文史哲的门外，中学西学均浑然懵懂！虽然也去教教三字经和论语，听或举办传统文化的讲座，就连孔庙里的孔子都拜过了（而且是三跪九叩首礼），我却没有半点传统文化的积淀。有句话叫“腹中有书气自华”，我想不是所有的书都能改变人的气质的吧，读些经典也许能成。

应该说几年来我有很多亲近传统文化，进入经典的机会。但是没有。现实太杂乱，心性太飘忽。直到前天，一耽学堂的小唐通知我，学堂继续要开“入学修习班”，逄飞老师亲自带领大家学经典。我说让我考虑一下吧。也许我要抓住这个可能是最后的机会――最后的进入儒学的机会。

在“梁漱溟的孔孟思想”、“王阳明的传习录”和“王风仪教育思想”三个主题修习班中，我着重考虑的是“传习录”。事实上三个题目我都一无所知，只是判断梁漱溟和王风仪都太新了，要学就学老资格的吧。于是去图书馆翻了翻邓艾民的《传习录注疏》，大概了解那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而考虑得更多的是――我应该怎么学传习录，推而广之，我应该怎么读经典？首先我能不能当作一项研究来做？王阳明的心学是宋明理学的重要部分，我学传习录是在学宋明理学吗？我想我做不到――我哲学底子太差，这是自知的。不要说是进入中国哲学，就是全面了解王的思想，就不是一年半载可以做到的事。其次我是当作一次粗浅的阅读游览来修习吗？尽可能的去理解古人的想法和行动，复再关照自己的学习和生活。这也许是不错的选择。

然而按道理说为了考研，我是不应该每周分出半天时间来参加这个修习的，只是我冥冥的感到，我与儒学与传统文化有着某种缘分。而这也许是我亲近儒学的最后的机缘了呢。所以让我来试一试吧。儒学、佛学、道学，还有基督教，都值得我去接触一下。我只是想知道，到底那一种文化精神会和我的人生响应、相辉映。所以今天早上我报了名。

・关于《传习录》・

“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

《传习录》是中国明代哲学家、宋明道学中心学一派的代表人物王守仁（字阳明）的语录和论学书信。“传习”一辞源出自《论语》中的，“传不习乎”一语。
《传习录》包含了王阳明的主要哲学思想，是研究王阳明思想及心学发展的重要资料。上卷经王阳明本人审阅，中卷里的书信出自王阳明亲笔，是他晚年的著述，下卷虽未经本人审阅，但较为具体地解说了他晚年的思想，并记载了王阳明提出的“四句教”。
王阳明继承了程颢和陆九渊的心学传统，并在陆九渊的基础上进一步批判了朱熹的理学。《传习录》中的思想明显地表现了这些立场和观点。
“心即理”本来是陆九渊的命题，《传习录》对此作了发挥。王阳明批评朱熹的修养方法是去心外求理、求外事外物之合天理与至善。王阳明认为“至善是心之本体”，“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他这样说是强调社会上的伦理规范之基础在于人心之至善。从这个原则出发，他对《大学》的解释与朱熹迥异。朱子认为《大学》之“格物致知”是要求学子通过认识外物最终明了人心之“全体大用”。王阳明认为“格物”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知”是人心本有的，不是认识了外物才有的。这个知是“良知”。他说：“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
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在他看来，朱子的格物穷理说恰恰是析心与理为二的。由此可见，王阳明的“心即理”的命题主要是为其修养论服务的。致良知说是对陆九渊心即理思想的发展。王阳明的心即理的思想也有我们一般意义上的本体论的含义。然而，如果偏重从本体论研究它，就会忽视它在王阳明修养论中的基础意义。
知行问题是《传习录》中讨论的重要问题，也反映了王阳明对朱熹以来宋明道学关于这个问题讨论的进一步研究。
朱子主张知先行后、行重知轻。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虽然继续了朱子重行的传统，但是批判了朱子割裂知行。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乃是由心即理立基，批评朱子也是指出他根本上是析心与理为二。他说：“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知行合一”的含意是说知行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知是心之本体的良知；良知充塞流行、发而为客观具体的行动或事物，就是行。由这个认识出发，如果知而不行那只是不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行本是紧密相联的，因此有知行合一之说。在当时社会上、在理学发展中的确有知而不行的情况存在。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对时弊有纠偏的意义。但是他强调知行合一说不是仅仅针对时弊提出的，它首先是要说明“知行之本体”。知行合一说强调道德意识本来就存在于人心中，这是道德的自觉性。它也强调道德的实践性，认为道德方面的知不是关于对象的知识，而是道德的实现。知行合一也有一般认识论方面的意义，但它首先讲的是道德修养，对于后者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没有深入研究。
王阳明的“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都是要强调道德的自觉和主宰性。他说：“知是理之灵处，就其主宰处说便谓之心，就其禀赋处说便谓之性。”人心能够知晓行为的善恶，也能自觉地去为善，这就是本心的“明觉”，这是对程颢思想的发展。《传习录》中对人心的“虚灵明觉”有很多讨论。若要全面正确地把握王阳明“心外无理”及其他学说，深入地研究他的这些讨论是十分必要的。正因为人心的本质是理，并且人能自觉到这种道德意识，所以人不需通过外物去认识本心之理，外物之理只是人心的表现。格致的工夫不是去认识外物，而是去掉本心的私欲之蔽。人心的明觉在程颢和朱熹处都有论述。读者在读《传习录》时应明了王阳明和他们的联系与区别。
应该承认王阳明以上的这些思想的确为人性善作了本体论的说明，有其历史意义。但也一定要看到，他的学说对人性恶的原因研究不够。虽然他的学说在明代下层人民中亦有影响，但仍不能说它有较大的普泛性。王阳明也注意到过“利根”和“钝根”之人要区别对待，但他的思想只适于利根之人。后人批评他“近禅”正在于此。这也是他不如朱学的所在，王阳明的这一偏失开始受到现代学者的注意，但是在当代新儒学的大家中，除梁漱溟以外，其他人对此尚注意不够。
在《传习录》中，王阳明也讨论了程颢提出的“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他指出，圣人有这个境界，因此他们看天下的人没有内外远近之分，均施之以仁爱之心。他进一步提出，天下之人的心和圣人之心是相同的，只因为有了私欲，所以反爱为仇。在王阳明看来，仁不仅是修养要达到的境界，也是人心之本体。王阳明对仁的解释偏重在道德修养方面。程颢所谈的仁和张载的“合内外之道”一样，兼有知识论的意义。
《传习录》中记载了为王学继承人争论不休的“四句教”。
这四句话是：“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王阳明的本意是说，作为人心本体的至善是超经验界的，它不是具体的善的行为。有所为而为的善是手段，无所为而为的善才是至善。人心的至善超越世间具体的善恶。具体的善行只是无善而至善之心的自然发用流行。王阳明说人心之无善恶是要人们不要去执著具体的善行而认识本心。王阳明的学生钱德洪说，王阳明这样说是针对那些“先有乎善者”的。王阳明本人也说过：“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一有谋计之心，则虽正谊明道，亦功利耳。”（《与黄诚甫》）四句教对人心本体的界说和心学开创人程颢的思想是一致的。程颢说：“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王阳明说的无善无恶就是无心无情，没有先入之见。有了这种心，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四句教显然是针对才质高的人说的，一般的学生是摸不着头脑的。
《传习录》的版本情况大体如下：
王阳明的学生徐爱自正德七年（1512年）开始，陆续记录下王阳明论学的谈话，取名《传习录》。正德十三年（1518年），另一学生薛侃将徐爱所录残稿及陆澄与他新录的部分一起出版，仍名为《传习录》。嘉靖三年（1524年），南大吉增收王阳明论学书信若干篇，以原名出版。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王阳明的学生钱德洪将陈九川等人所录的《遗言录》加以删削，与他和王畿所录编成《传习续录》出版。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钱德洪又增收黄直所录。隆庆六年（1572年），谢廷杰在浙江出版《王文成公全书》，以薛侃所编《传习录》为上卷，以钱德洪增删南大吉所编书信部分的8篇为中卷，以《传习续录》为下卷，附入王阳明所编《朱子晚年定论》。这就是《王文成公全书》本的《传习录》。上海商务印书馆曾影印隆庆六年《王文成公全书》作为四部丛刊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出版了叶绍钧的校注本。
《传习录》集中反映了王阳明的心性之学，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直到今天，王阳明的思想在当代新儒家中仍有其深刻的影响。本世纪的许多思想家和学者一直致力于对它作现代解释并力图克服其偏失。《传习录》是一部较为纯粹的哲学著作，对它的研究几十年来一直未有重大突破。近年来，国内的老一辈学者邓艾民教授等人，青年学者陈来、方尔加、杨国荣等人在史料考证、诠解和评价方面作出了一些有意义的尝试，可供阅读《传习录》时参考。

今天上午的“工作分析”课，小试过牛刀的同学当众报告“工作分析”的成果，下面讨论亦颇激烈。我喝了半灌葡萄酒饮料（买新京报时附送的，250mm），感到几许酒气（一旁的同学说我脸都红了），发言了好几次，其中有些有意思的想法值得继续考虑下去。不是要感谢葡萄酒饮料，是要感谢和大家分享经验的同学。

（一）工作分析是否过时、是否有用？这个曾经的考研题目我至今没有看到出色的解释。自己的看法是“工作的变迁”是值得研究的，当众伴随着组织的演变，“茧居工作”虽然还是新概念，但是大学里的教员早就部分地“茧居工作”了――每周大部分时间是在家中。这意味着工作将难以监控，而必须给予员工更多的信任。

工作分析是否有用？这个问题问得有些怪，因为我们不知道它说的是什么样的工作分析，是好的还是拙劣的，是详细的还是简略的。我来换个问法，“工作分析可能吗”和“工作分析划得来吗”?后者关心的即使成本收益的计算问题。

（二）“工作分析可能吗”的问题有两层需要指出的疑问，一是“在工作变迁的背景下，工作可以分析吗”；二是“企业高层的工作分析有可能吗”。后者是朱韵提到的问题，她的看法是可以做，写下来可以帮助“理性”思考（笔者概括，或有不当）。我觉得不可以做，做也是勉强为之。我的理由是一方面高层的任免考核人力资源部门管不上，另一方面，实际中高层管理人员的招募常常没有固定的标准，有也只是装在老总心里秘而不宣。我在民营企业看到的情况是，企业乐意拉政府官员 “下海”，那样的官员不一定专业、也不一定学历高，常常是年纪一把，做官却做得半吊子。现在的民营企业地位低，要的是官员（有时是过气官员）的“政府资源 ”。但是我们要不要把“关系”、“社会网”这样的东西写到工作分析里面去？此外，除了“人”难分析，“事”也不好分析，高层去“送礼”、陪官员“娱乐”，更普通的，高层“50%时间在思考”，这些如何见诸笔墨？

（三）工作分析搜集材料的准备工作。设计访谈问卷大家都能做，做好做坏无须细说，一回生二回熟的事。值得注意的是取得企业支持很重要。换句话说做访谈的人是外面来做“调查”的还是“上面下来”做“分析”的，对受访者的影响很大。接受一般的调查是分外的，配合“上面下来”的人做“分析”多少是分内的事。当受访者以为访问者有求于他的时候，访谈就会肤浅不深入，受访者就会拉家常扯东西，发牢骚提抱怨，告诉你很多风牛马的事情。他不会觉得你是在谈一个“职位”的 “工作”，而是他自己的“工作”。

有同学访问楼下的大叔（一个和所有人都很“熟”的平易近人的楼管），大叔是很配合的吧，可是据说楼长跑过来说不让他透露太多事情给同学们。这是典型的没有取得高层支持的尴尬情况了。

（四）工作分析不是工作调查。如果访谈是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么我们还要注重“分析”。我觉得做了某个在职者的访谈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并不能保证我们写出好的工作分析来。这里面一个重要的纰漏是我们常常会把工作分析当作“工作调查”。我想工作分析是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和一般在职者互相合作的过程。职员应该知道你给他做工作分析、你访谈他，他会有什么好处。――好处就是改善“工作”。一般来说，没有企业高层支持的访谈会堕落成为“调查”。受访者觉得只是在“爆料”，你像记者一样，他得保持警惕。所以徐老师说处于“安全”情形下的人才会说个不停。对你有戒心，自然三缄其口了。

（五）工作分析记录“实际做的事情”还是“应该做的事情”。我简单把前者当作“工作调查”，而工作分析似乎不是非常忠实于某一职员的“实际做的事情”的吧。其实在只访谈了一个职位上一个员工的情况下，我们是没有办法区分“实际做的事情”和“应该做的事情”的。如果多访谈一些职位上的多个员工，我们就可以讨论“实际做的事情”和“应该做的事情”了。我觉得实际做的事情（原来并没有要求做）大多数人都能做到、又对工作改善很重要的话，应该写下来。其时提到 OCB（组织公民行为）的概念，我想很多员工个人的分外行为只能视为OCB，不能写到工作分析里去。因为不能要求所有这个职位的员工都是“组织好公民”。

（六）360°访谈。我杜撰这个词是要表达对只访谈一个人的做法的质疑。我觉得一个人不太可能告诉你他所在职位的一切，他也不能完全了解上级或服务对象对他的期望。首先，访谈对象不能只局限于在职者。《 Adapting Work Analysis to a Fast- Paced and Electronic Business World 》讨论了向在职者获取工作的信息和向非在职者获取信息的区别，指出在职者访谈弊病有二，一是他本身未必深切理解他的工作，二是即使他对工作了如指掌，他也未必是好的表达者，可以告诉你关于他所在职位的一切。所以我们需要想非在职者了解情况。非在职者就包括上下属和服务对象。而笔者突然就杜撰了360°访谈这个词，意思是要从多个渠道获取信息。

如上六点，粗列于众，欢迎批评指正。